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5/12页）

唐朝中后期，大小寺院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的狂潮中，以各种方式获得土地占有。当时有舆论认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而且据史料记载，当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但当时寺院所占的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为了逃避赋税负担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这些作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李瀍废佛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早在文宗李昂在位时，就曾经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曾经由衷地发出感慨，认为古时候一个农民的劳动，可以供给三个人，而现在算上士兵和僧尼，一个农民的劳动需要供给五个人，这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要供养寺院的僧尼（“吾民尤困于佛”）。当时的宰相李训也以天下寺院规避徭役，耗费国家财政，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根基已经太深，所以文宗一朝未能办到。

李瀍即位后继续采取抑制佛教的政策，并对佛教开始实行限制和歧视，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开始升级。前边我们说过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在李瀍诞辰的庆阳节上，他赏赐道士紫衣，但却不让僧尼穿着，应该说是他即位之后歧视和打击僧尼政策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发生了棒责僧人的事件，当时南天竺僧人宝月，因入朝未先觐见皇帝而上表请求回国。朝廷非但拒绝了宝月的回国请求，并以越官罪将其拘禁，他的三个弟子各受棒责七下，通事僧受棒责十下，这标志着李瀍打击佛教已经逐渐具体到僧侣个人。

会昌二年（842年）昭义镇刘稹发动叛乱，朝廷被迫需要进行征讨，使得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当时在宰相李德裕和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的鼓动下，李瀍终于下定决心从打击佛教升级为废佛运动。他首先采纳李德裕的建议，下诏遣散不在朝廷编制之内的僧人，禁止寺院收置童子沙弥。

十月，李瀍又颁布诏令，宣布长安城中僧尼中有过淫行、嫁娶、不修戒律者，一律强制还俗。其他僧尼如果个人拥有田产，由官府收缴，如果舍不得钱财，情愿还俗的，依据目前所有的财产数量，按比例承担两税徭役。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上述一项措施，长安城中按照李瀍诏令的标准，因舍不得钱财被迫还俗的僧尼，左、右街功德使统计报告的人数，共计达到3491人。后来李瀍又将这项措施颁布到全国实施，而且规定僧尼所蓄的奴婢中，僧侣只能留下一名，尼姑可以留下两名，多余的奴婢听任其本家收管，无家可归者由官府统一管理。

应该说李瀍废佛伊始，其经济目的十分明确，到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强令僧尼还俗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会昌废佛运动的第一阶段算是初战告捷。不过，在这期间也有人对佛教势力实施保护和慰问，其中的代表是拥立李瀍即位的神策军使仇士良。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二十七日，仇士良发帖邀请外国僧人，次日到场的有青龙寺南天竺僧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南陀；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人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三人，还有各寺院中的新罗僧人、龟兹国僧人等。

仇士良是信佛之人，史料上没有记载仇士良这次邀请僧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于李瀍具有拥立之功，恐怕在当时只有他敢做出如此举动，相信李瀍对他也是礼让三分。不过，这并不妨碍李瀍接下来对佛教打击的升级。

在仇士良邀请众多僧人的一个月后，李瀍继续下诏，宣布已经还俗的僧尼禁止再进入寺院居住，已经被遣散出长安的僧尼禁止再进入长安。两个月后李瀍又下令，盘查在长安寺院中外国僧人的来历，颇有些政治审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