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第2/20页）

后人们了解元稹大多是因为他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佳句，全诗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绮丽清新的意境，但事实上官场上的元稹丝毫未能免俗，也是参与明争暗斗。

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种史料记载来看，关于这场科举考试案，皇帝李恒从未曾召见过钱徽、李宗闵等人。也就是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部来自段文昌和李绅，所以主考官钱徽遭到惩处是必然的。

虽然当时很多人为钱徽鸣不平，而且他自己也宣称问心无愧。但纵观整个事件来看，钱徽很难落得一身清白，白居易当时在《论重试进士事宜状》里也宣称今年进士及第的人大多是官二代，这其中大有问题，这其实就是变相在说主考官钱徽在录取人员时做了手脚。

钱徽最终因为这桩科考案而身败名裂，被贬为江州刺史。

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告方除了钱徽被贬之外，李宗闵被贬剑州、杨汝士被贬开江；原告段文昌、李绅等人虽然取得一时胜利，可是由于他们在报复钱徽的同时，也涉及考生及其亲属，打击面过大，因此不久就遭到了这些人的报复。裴度之子虽然在落第后重新被赐及第，但已经丢了大面子。所以半年后裴度三次上疏，公开弹劾元稹与宦官结党营私，其实矛头是指向段文昌和李绅。结果元稹因此而被排挤出朝廷，段文昌、李绅等人也受到皇帝李恒的冷落。

从长庆元年科考案最终的结果来看，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皇帝李恒虽然没有真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草率处理，但客观结果却是对当时科举考试风气的一次净化。不过从段文昌等人与钱徽等人的较量过程来看，双方明显带有党争的味道，而且裴度弹劾元稹勾结宦官、结党营私，从史料记载来看也是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帝国的三大祸根除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外，第三个便是朋党之争，而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正是拉开晚唐朋党之争的序幕，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朋党之争居然会持续长达50年之久。

牛李党争

关于晚唐朋党之争会成为帝国灭亡的祸根原因，千百年来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朋党之争，正是与科举考试有关。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帝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了很多人才，很多国之栋梁都是由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科举考试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正是中央朝廷的腐败，不仅在考场中屡屡出现舞弊现象，考试前也兴起了一股请托之风，即使是在考试后也形成了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这样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就形成了门生座主的关系，而且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和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为隶属于同一个座主，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结成政治联盟，正是这两种不正之风最终促成了朋党相争的局面。

纵观大唐帝国的后期历史，影响国运至深的党争当属“牛李党争”。

“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两个人的矛盾源于元和三年（808年）。这一年的四月，皇帝李纯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当时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两个人，结果应试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

当时三个人面对朝廷出的相关命题，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是“直言极谏”，所以三个人将矛头直指当时朝廷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皇甫湜的策文收录在了《全唐文》中。他的策文言辞颇为激烈，形容宰相还算是客气，但形容宦官简直就是在谩骂，不仅说宦官丢失了本来的职责，而且说宦官是“裨险之徒”，一个地位低微的下等人怎么可以掌握军队，并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