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权力安全：慈禧维持统治的核心

慈禧的制衡术

1861年，这一年正是慈禧开始垂帘听政之时，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威胁着朝廷的统治。这时候的慈禧表现得相当“开明”，她倚重那些能做事的汉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放手启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后又打破多年以来地方督抚只能由满人占多数的传统，重用汉臣为朝廷排忧解难，成功地度过了统治危机。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运动正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开始的口号是“自强”。慈禧最开明的莫过于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虽然她本人没有干什么事，没有喊什么口号，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慈禧这个最高领导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为了让那些反对洋务的顽固保守大臣闭嘴，慈禧甚至还把他们派到前线，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洋枪洋炮的厉害。慈禧称不上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但说她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幕后支持者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一时期的她真正无愧于“开明”这一标签。

而一切的事情从戊戌变法改变了，当光绪的变法影响到了她的权力安全时，其实不需要谁来哭诉和造谣，慈禧果断地终止了戊戌变法，废除了光绪所有的“新政”，这一时期的慈禧也真正无愧于“守旧”这一标签。

那么，慈禧到底是“开明”还是“保守”？要破解这个秘密需要我们来了解慈禧最看重的一件事——权力安全。

皇上的权力至高无上，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权力安全，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对于专制王朝的皇权来说，它基本上有三种权力基础。

第一种基础是名义基础——民。之所以说是名义基础，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关乎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旦取得就可以永久享有的东西。只有当政治清明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才不突出，而当政治走向腐败时，它就会很突出，因为它存在于民的内心中，跟朝廷的宣传或者鼓吹都无关——这就是名义基础的真正内涵。一旦民众觉得这种基础已经丧失了，他们就会想办法强力剥夺这种合法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这种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现的，皇权对名义基础的在乎也往往只停留在了口头上。

第二种基础是实际基础——官。这里的官是指官僚集团。皇帝不是与“民”治天下，而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这么大，皇帝没有三头六臂，必须依靠一群人去把税收上来，这就是官僚集团。

皇帝通过一套制度（科举取士、朝廷命官、奖优罚劣等）制造了官僚集团，官僚集团说到底也只对皇帝负责（不排除有一两个海瑞），他们表面上应该是为皇帝为朝廷出力最多的团体。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是对皇权和王朝肌体最有害的团体。官场腐败总是和官僚集团试图脱离皇权掌控相伴相生，也就是说，“实际基础”对皇权的破坏力反而是最强的——因为制约不力。

于是，历史上循环往复的一幕出现了：每当官场腐化堕落、皇权控制不力之际，皇帝不得不进行变法，而每次“变法”基本都是围绕如何改造官僚集团而展开。皇上必须改造官僚集团而又无法彻底改造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皇权衍生出来的，共生共荣，皇上不能与自己统治的实际基础作对，每拿刀子割官僚集团一块肉，其实也是割他自己的肉——皇上也难呐！

第三种基础是核心基础——大臣。这里的大臣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上真正的核心团队，也就是皇上常说的“朕文有某某，武有某某”。大臣既然最为皇上倚重，从理论上说，他们是皇权最有力的保障，而实际上大臣才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与皇上之间，只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维系，但我们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信任往往是很脆弱的，皇上可能产生对大臣的不信任，大臣也有可能产生对皇上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