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

1933年春，邓小平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落”：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指派到七里村的一座山上挖山开荒，“接受党的新的考验”。“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663一日中午，遇到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偷偷托她“告诉蔡大姐664，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在蔡畅的“帮助”和危秀英的掩护下，“肚子好饿”的邓小平从后门溜进厨房，吃了顿饱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挨饿的影响，与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邓小平总是通过实现物去改变人，而毛泽东思维的方式则是通过改变人去实现物，这是我们在观察两位政治家政治生涯中最明显的感受。

1942年9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不仅要管打仗，更要搞好经济工作。1943年7月2日，他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明确提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665

广大劳苦大众之所以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正所谓，“屯里有粮，心中不慌”，只有有了粮食，其他一切追求才有了基础。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楚的认识。

然而，认识问题是一个方面，而解决问题又是另一个方面。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了，吃饱饭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安徽，在凤阳，在安徽凤阳的农村。

安徽凤阳，朱元璋老家，以讨饭出名。文革期间，限制虽严，但是外出乞讨仍屡禁不止。1978年夏秋之际，凤阳大旱，“凤阳叫花子在全国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666所以在秋种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

什么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这是一个不具有操作性的模糊界定，其边界可伸可缩，其范围可大可小，因此，它必然导致“所有土地”的借与不借的问题。

政策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进一步尝试的冲动，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667走出了第一步。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家，全队20户中在家的18位户主668签订了生死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连夜抓阄分牲畜、分农具、丈量土地，到早晨，全部搞定。

没有不透风的墙，邻队反映给公社，公社调查，要求“包干到组”669，遇到抵制，僵持不下，反映到县委书记陈庭元那里。陈庭元到小岗了解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670

正在小岗村农民以及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分田到户承担着巨大风险和压力的时候，1978年12月13日，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做了他最著名的一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671，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要解放，他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672

“不少同志”是谁？谁的思想是僵化的？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农民吗？大家都知道，观念如衣服，它是套在现实利益的躯体之上的，人们的观念总是随着现实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政治家都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673百姓更是这样，他们向来是尊奉实用主义经济学的，无所谓僵化与否。所谓僵化是指社会管理者的思想是否随着百姓的现实利益要求而变化而言的。一直以来，百姓的现实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根本目标，但是，百姓的现实利益需要并不是随着管理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而是自主地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必须像向日葵那样朝着百姓的现实利益需求方向转动，如果百姓的利益需求发生变化了，而向日葵却不转，那就说明向日葵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