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浪潮（第3/8页）

山西武乡农村土改后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普遍性的，通过报告发表的报纸层次和前面的编者按可以知道。《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原文发表于1950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其前面的“编者按”说明了发表这篇报告的理由：“华北所有老解放区所经历的路程与武乡大体相似，可能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各省委如果仿照山西省委的办法，组织一些强有力的考察组到农村去考察一番，一定都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进一步改进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为华北农民进一步的富裕而奋斗，这是很必要的。”570

然而武乡问题的普遍性并不局限于华北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同样如此，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买卖情况在合作化运动之前就没有停止过。据中共山西省忻县地委对该地区143个村调查，在1949-1952年的三年间，平均每年出卖土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4.8%，出卖土地占耕地总数的1.4%；另据国家统计局对23个省15432户农户调查，1954年出卖土地数占土地总数的0.33%。571

随着土地的集中，互助中的换工行为也开始为雇工所代替。据国家统计局对22个省15292户农家调查，1954年，被调查的357户富农家庭有77%的户雇工，平均每户雇入79个劳动日，有41%的户出雇劳力，平均每户出雇12个劳动日。572

无论是土地集中，还是雇佣劳动，都是中国共产党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就是要消灭土地集中与雇佣劳动，因为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

但问题是，这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却并不是农民个体的理想。上述大量数据显示的不仅是现实，而且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是现实的，当经济条件窘迫、生产能力不足时，他们需要帮助，需要礼尚往来；但是当他们一旦拥有足够的能量时，他们也会去剥削、去控制其他人，利用资源与能力的优势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573。归根结底，无论穷富，人们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通过最大化的利润追求去加快自己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地主不是“恶”的代名词，农民希望成为地主，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的愿望。1954年0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一段表述：“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随之增长，少数农民积存了一些粮食或其他副业收入后，就逐渐开始了囤粮、雇工、放高利贷和兼营商业等等资本主义活动。广西省容县专区一个县城内，有九十一个坐商是由农民改业的。江苏省一个民兵队长订了个一百字的‘五年计划’，打算三年做富农，五年当地主。另一个村干部的‘五年计划’是：先囤粮放债，再盖房买田，由贫农变成富农。”

农民的自发的愿望和我们革命的目标产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扼制这一不良趋势的发展？

首先发现问题的山西省委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向上级递交了一份报告，《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中所要讲述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

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说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