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3/5页）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紧接着就开始了，而新的国共合作给毛泽东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整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处于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是压力下的合作，双方都明白这仅是抗日前提下的有限合作，双方不可能同享未来。蒋介石希望在抗日过程中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则希望通过抗日扼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击。既然国共合作了，任何军事上的行动都变得不再可能，于是国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围剿就开始了。

国民党在他的五届五中全会524之后，设立精神总动员会，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以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提出“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思想上的改造，需要大量的理论宣传，于是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进行“适时”的理论研究。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叛变的叶青，在抗战时期成长为一名“三民主义理论家”，在193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总体强调，“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而“三民主义是综合中外学说而成，大体说来是中国的民族思想、美国的民主政治、欧洲社会主义之结晶，”因此，“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归根结底，“中国是三民主义底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525

不仅国民党理论宣传如此，一些民主党派也有如此认识。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摆出各种质疑之后提出，“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526

“溶共”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无形压力。然而国民党的理论指责并不是胡搅蛮缠，并不是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打棍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回应这种批判，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一个能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与三民主义抗衡，并在理论上、实践上战胜三民主义。而这个理论，必须是旗帜性的，没有这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当然，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也不能成为毛泽东。

给毛泽东带来压力的，除了党外，还有党内的。遵义会议之后，虽然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中央的“头号人物”，但是其地位是不稳固的，也会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挑战。

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直接批评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看了些《孙子兵法》”527。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的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理论的起点上是低的，只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两次去北京时接触了一点马列主义，后来再也没有时间学习。一直忙于群众工作和各种各样的革命行动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像个学者一样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坐下来好好研究《资本论》的。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是间接的、零碎的。1932年，毛泽东第二次被迫离开中央，被王明安排在长汀休养，这时的毛泽东才真正发奋要去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1957年回忆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