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893年毛泽东出生时，清朝还没有灭亡，革命党还没有兴起。

与孙中山相比，毛泽东则显示了更强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不仅是环境造成的，更有一种骨子里的特质。

毛泽东自幼就不是乖宝宝，敢于跟父亲对着干；上私塾时“厌恶儒学”，偷读禁书519，挑战老师；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书的空白处写了很多“荒谬”、“不通”等批语。

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使他的叛逆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找到了学术上的归宿感。但是直到1920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后，他才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当作认识世界的逻辑，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工具。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已经明确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520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即使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本”的人，正如孔子之于康有为。

青年毛泽东有许多偶像，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有幸接触到这些偶像，但是偶像们对他这一身份低下的图书管理员却并不待见，甚至有一次胡适竟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是蔑视和反对权威的，而这种蔑视和反对跟这时的际遇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不得而知，后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打击跟这段生活经历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也不得而知。

事实是毛泽东是永远不会被权威牵着鼻子走的。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之前的毛泽东，“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基本都是因为“背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政策。

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关注农民的，也不注意组织农民运动。但是毛泽东却在湖南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并且写了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并不被别人肯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上层还是国民党上层，因为当时国共统一的思想就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要限制农民的“过分”行动。因为毛泽东与众不同的观点，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甚至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同时也被取消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策划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战斗力又差，秋收起义连续受挫，毛泽东也差点没逃掉。在综合衡量之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井冈山地区保存实力。当然，这是违背党中央既定方针的“临阵脱逃”行为，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很恼火，中央要求毛泽东速去长沙“汇报工作”。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意既定的毛泽东既不攻打长沙，也不去长沙汇报工作，而是带着部队联系王佐、袁文才，当起了“山大王”。拒绝执行党的路线的毛泽东又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撤销了他“八七”会议上才得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从1928年3月始，党中央派了数名特派员到井冈山，给毛泽东“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521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去打“硬仗”，然而又数次受挫，造成巨大损失。李立三掌权之后，不断地通过信件，要求毛泽东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并且还命令朱德和毛泽东到上海接受批评，毛泽东则是照常“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