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发现”（第3/5页）

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组织经验，孙中山选择了“容共”（共产党称为“联共”），并希望通过“容共”而“溶共”，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让国民党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感：

一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天然敌视。自始至终，中国共产党都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判断，使得国民党能“容共”，但是“加而不入”的共产党却不能“溶于国”。站在道德和理论至高点上的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一些做法总有“怀疑或批评”，这种怀疑或批评一面把国民党推向他一贯自称的“人民的政党”的对立面上，一面使自己成为寄生于国民党体内的“异形”。

二是国民党党员的大量外流。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及国民党，但是组织内聚力却是相当强的，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使得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成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的境况，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大量国民党青年涌入共产党，五年时间，共产党党员由“五十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三是最高权力机构被中共控制。国共合作中让国民党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权力的窃取，但是事与愿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不断发展，开始不断加大对国民党的控制。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510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511

即使这三点已使国民党内部深感不安，然而更让国民党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都是秘密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又都是秘密的，所以在国民党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中国共产党？谁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不清楚的。蒋介石在1926年5月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512

正是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模糊性，使中国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恐慌。

对于共产党的坐大，国民党分成两派，一是亲共派，以汪精卫为首，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一是清共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山会议派”，认为“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主张“快刀斩乱麻”反苏、反共513。而这两派之中，亲共派是主旋律的，是正统的，也是官方的。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清理了一部分共产党，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占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