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发现”（第2/5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胜利。”他不但在报刊发表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而且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课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比李大钊大10岁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宣传者，赞扬十月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

从李大钊陈独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一种政治信仰，它开始作用于现实社会。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则明显更激进，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506

1920年4月，俄国人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带了3个人来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张太雷，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表示希望创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觉得时机不成熟，有些犹豫，就将维经斯基介绍给陈独秀。8月，维经斯基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很激动，立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告诉给李大钊，“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其他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召开是谁策划的？如何策划的？通知内容是什么？甚至开会的具体日期是哪天？都无从考证。

之所以无从考证，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至少是当时的各共产党早期组织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大人物“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力驳胡适的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陈独秀也正在广东争取一笔建校款子。可以想象的是，在许多人眼里，这次代表大会，并不比“少年中国学会”这样一个学术会议机构更重要，甚至许多人都借口“工作繁忙”而不愿参加这次会议。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是因为当时张国焘就在上海，第二名代表曾提邓中夏和罗章龙，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去，于是就派了一个只有19岁的刘仁静；代表之一陈公博本来就是带着漂亮的老婆去大上海度蜜月的，第二天就被吓跑了，也不管后来会开得如何了。507

事实上，在出席一大的代表眼里，这次会议也没有现代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意义重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一大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现在赋予它很高的地位，但是在当时，也就只是一个拥有“五十多”508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学术团体的第一次会议而已，就像现在存在的铺天盖地的各种学术机构一样，从出席的代表我们可见一斑：出席代表13509人，其中教师5人，分别是何叔衡、毛泽东、陈公博、陈潭秋和董必武，学生5人，分别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和周佛海。

然而就是这不起眼的人群组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毫无悬念地，陈独秀因其重要的影响力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为止。

开始时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小团体，其革命性大多体现在思想上，实际的革命行动并不多，更没有影响力。这样的党显然并没有比孙中山的国民党更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努力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了“党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