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第2/6页）

作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要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必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去完成，这一点，满清认识得很清楚。但同时，他们更清楚的认识是，不能完全把政权交给汉族士大夫去管理。于是他们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般衙门满汉夹用，而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即使是在汉人为主的绿营兵里，其将领基本上也都用满洲人。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族士大夫崛起，逐渐取得了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清政府中最大的实力派。从1861年到1864年四年多时间，先后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而湘军集团中的人就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18个省中，有15位巡抚是汉人，15位按察使是汉人，14位布政使是汉人，同时，较低级的官僚机构也被汉人支配了，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244

同治中兴之后，汉族士大夫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伴随着这种汉族士大夫势力的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00年，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有意思的是当朝廷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面对如此公然的抗旨行为，竟然下诏称汉族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的意思“正复相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事件的产生充分表现了晚清地方汉族势力的增长和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

这一削弱的过程一经出现，便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张明在《民国的角落》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革命党。一天，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这个学生没有辫子，所以防勇们就抓了他，准备将他当革命党送到上面请赏。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虽不认识，但是甘教员出于对剪了辫子的“同志”天然的同情，将他藏了起来，并让几个学生去找学堂的总办——乡绅钟荣山，说大兵闯学堂抓人了。正在喝酒的钟荣山告诉学生抓紧回学堂将防勇捆了，一切有他做主。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学堂捆人去了，而酒场上一个人却勃然大怒，就是一同喝酒的巡防营的负责人陈家裕。当场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1只，金戒指1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胡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