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坛的洪秀全（第4/4页）

明末李自成起义，同样是这种性质。1628年，二十二岁的驿卒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员，失业回家，并欠了艾姓乡绅的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就普通民众而言，其走上造反道路，大多是由于形势所迫，利益不断损失，生活日益艰难，触及心理底线所致。任何朝代后期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都是这种情况，2011年，由卖菜大学生布瓦吉吉自焚开始的北非动荡，总体来讲也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朝代更替过程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革命，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化，挑战了人们容忍的底线。当然，这个底线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鼓动提升或降低这一底线。普通民众的底线多侧重于物质层面，而知识分子的底线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明确把握这一底线，以防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漫延。

第二个类型是发展受挫的。

从本性上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任何一个下层个体都希望爬升到上层去，这就推动了社会阶层流动。而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一般首先选择在体制内实现，如果体制内不能实现，那么就会想法到体制外寻求出路。所谓体制外就是歪门邪道或造反。

洪秀全一开始是个好学生，极力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发展，连续四次参加考试，然而始终没有通过正途实现他的梦想，最后才走上造反的道路。太平天国里，冯云山，韦昌辉都是这种类型，因考试不第而心生怨恨135。

唐末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同洪秀全一样，成年后却屡试不第。于是写了《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孙中山一开始也并不是想革命的，和陆皓东曾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才“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密谋造反。

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让有本事的人可以实现其价值。

因发展受挫而革命的人，从数量上来讲，属于少数，但是这部分人的能量是极大的，他们是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只是因为机缘而未被统治者重用，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导力量。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实现这部分人的自由流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他们才尽其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出彩的机会”，从根源上杜绝这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封建社会，单一的价值取向，使得有才之人都要通过科举入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当政府又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才时，社会动荡因素就产生了。现代开放社会，应该实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而不是仅仅通过入仕去实现。现实考虑，公务员考试的白炽化，也表现了这种取向上的单一化倾向。

第三种类型，社会理想型。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天生的革命派，既不是被迫，也不是受挫，而是骨子里天生的反叛性格及对社会的不满而走上造反道路的。

石达开就属于这种类型，年轻时侠义好施，后因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因看官场腐败，民生困苦，所以“毁家纾难”，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陈独秀、李大钊、龙潭三杰等人也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类型的人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有能力，他们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但是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不让这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可能通过让其本人获得利益去实现，而只能是改造社会自身，按照他的意愿，或者不断地吸收他们的建议与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