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农问题”

土地和人口的差异化发展

康熙年间的英国，大概是在马戛尔尼出生前的一百年，诞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他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里面强调了农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土地，一是人口。

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君主都明白。大家在看《三国演义》时一个明显的感受，所有的人都在争两个东西：一是地盘，一是人口。

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古代中国，产生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这一观念导致在自然状态下人口的不断增长。但是我们知道，人口不会永不停止地增长的，自然的发展，有它控制人口的手段。在古代中国，战乱和天灾是调整人口增长的两大主要手段。史料记载，汉时人口最多时已达到6000万，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与天灾的周期性发生，使得人口一直控制在这个数字以内。然而一个基本的规律是，盛世时期，休养生息，人口大量增长，乱世时期，人口数量大量缩减，尤其是三国、五代、明末等战乱频繁时期，人口更是大规模的减少。

清入关以后，国势趋稳，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增长，1651（顺治八年）年已达到6000万左右。随后人口继续增加，1691年（康熙三十年）达到1亿左右，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中国人口达到2亿，1801年（嘉庆六年）则达到3亿98，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到了4.3亿。在整个清朝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的增长呈现了一个加速过程99。

在资源充足的自然经济时期，人口的增长是发展生产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清中期以后，大量的人口增长，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生产力的巨幅增长，而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大量人口消费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相对有限的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清朝前期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1645年（顺治二年），刚刚经历战争的中国，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经过康熙前期的大力发展，恢复到6.08亿亩；1754年（乾隆十九年），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圣君治理，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全国耕地实际上在9亿亩左右。然而乾隆之后，清朝再没有开疆拓土，也没有实施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清朝的土地再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国垦田面积仍是9亿多亩。100

虽然从十八世纪起，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再增加，但是人口却仍不断增长，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从1753年的4亩降到1851年的1.75亩。101

因直陈时弊而被嘉庆皇帝“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的洪亮吉，写过一篇文章《治平篇》，就当时的土地与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按他的说法“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以得生计矣”，中国百姓在乾隆之后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更严重的问题是，1.75亩，只是个平均数，不考虑土地兼并的问题。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地主的本性，也是农民的理想。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藉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而这人数仅占十分之一的地主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102

清室贵族占田数额向来很大。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因“家人私议增租”被降职的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因擅自割让香港而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的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