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农问题”（第3/4页）

小户、自耕农和贫农为了避免这种田赋转嫁造成的伤害，怎么办呢？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挂靠”。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吞占。

古代田赋，一般用实物缴纳。收上来的粮食往往需要由水路转运到京师各地，谓之“漕粮”。大宗货物的转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力、船只，转运的过程中还会有损耗，那么运费从哪里出呢？转运过程中的损耗从哪里出呢？所以各地方政府在征收赋税时都会比规定的皇粮征收得多，这其中多征的部分称为“浮收”。后来，由实物纳税改为货币纳税，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一斤粮食合多少钱呢？只能是官府定价，而官府定价往往使“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地银价倍蓰”，这种用压低折价的方法多收的银两称为“勒折”。

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国革命前夕，达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冯桂芬在《显志堂稿》中这样说：“近岁已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为什么要浮收如此之多呢？都是各级官员以及胥吏差役、“刁劣生监”的利益导致的，为了能在征收钱粮时赚取最大利益，他们采用“大斛量入”、“淋尖踢斛”、“斛外抛洒”、“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仓廒费”、“起运费”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名义征收各种税费。

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奏片中说：各县包收漕粮之徒，“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118

中兴名臣胡林翼在一份密折中比较具体地说了湖北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所浮勒”的情况：“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几何，其能堪此？”119

据冯桂芬、胡林翼等估计，一般州县浮收勒折共约“合银十万两上下”，而这些陋规浮费，多为官吏、生监与差役层层中饱，其中州、县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粮书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因此柯悟迟在《漏网喁鱼集》中形容：每值征漕，“官吏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粮书入乡，如蝗虫遍野。”

另外每县多至数十人的苏、浙“白颈”、两湖“漕口”也趁机“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120而这些钱最终出于下层群众之口。

清代后期，作为社会主体的农人佃户，“终岁勤勤”，生产出来的粮食究竟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剥夺？总结一下，总共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正当税收；二是地主的正当地租；三是地主转稼的税收；四是各级官吏的陋规。事实上，这里只有两类人在对农民进行剥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地主。他们在剥夺的方法上既使用合法的手段，又使用了不合法的手段。

就在强势群体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导致了大家可以预见的“凡人”121的极端贫困，嘉庆年间，曾当过知府的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说，“农夫服田力穑，沾体涂足，终岁勤勤，所积不过锱铢之赢；独士大夫居则高堂大厦，出则结驷连骑，衣锦绣，食粱肉，与若辈苦乐，奚啻天渊。”122在这里虽不是记实的写法，但是借“先大夫”之口表现自己真实的认识和人生感悟却是肯定的。

不断恶化的民生状况，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各省抗粮抗租拒捕伤商之案，层见叠出”，江苏苏州府因业户收租不公，激起佃农接连不断地抗租斗争，“焚烧运丁船只”，“拦截催租进路”，“打毁业户多家”。更有部分流民“民穷失业，去为盗贼”，1850年官府报告中说“今日盗贼之多，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劫案迭出，几于无处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