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4/13页）

分管生物学地学部和1957年分家后的生物学部的党组成员，第一任是裴丽生，第二任是秦力生，第三任是谢鑫鹤。他们实际领导学部主任和副主任。“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更是完全由党组分管领导说了算，学部主任、副主任基本靠边站，需要你站台时你再出来。学部内部，不单学科组会议极少开，就连常委会也不怎么开了，主要是裴丽生说什么，就按他说的去运作。这样一来，学部就成了党组分管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基本没有自主权了。

学部办公室本由过兴先等学术秘书领导，他们都是资深科学家和称职的管理干部。1957年“反右”后，院党组派了专职的党政干部来做学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但管我们这些办公室内的科员，还管学术秘书。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学术秘书低，可从党内讲，他们是支部书记，又管学术秘书。据我所知，这几位办公室主任几乎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1959年“反右倾”后，院党组又派了张庆林等党员干部来做专职的学部副主任，他们也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

张劲夫上任后，还跟上面要了大批党员干部，让他们去研究所当副所长兼党的负责人——当时党员少，可能有的还不是党委书记，只是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如动物所的刘矫非、昆虫所的赵星三、微生物所的林一夫、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这些人的权力基本都凌驾于科学家所长之上。不是说这些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老干部一定不行，只要他们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诚以待人，也会受所里科技人员的欢迎。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不是至今还受科技人员怀念吗？可王仲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派到所里的外行老干部都跟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以及一些科技人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张劲夫的前述举措，可能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鸣放”时，有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不宜事无巨细均由党来领导，在科技人员中引发强烈共鸣。高层领导把这些话视为右派言论。而且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反对党领导一切，我就要搞“党的绝对领导”。张劲夫等贯彻这种精神，通过前述方式，在科学院内，在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从上到下，派了大量外行党员干部去掌权，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其结果如何呢？我跟你讲讲那几年我在生物学部经手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端倪了。

（一）鼓动大家提宏大课题，放“科学卫星”

1958年5月，经院党组推动，各学部开始搞“跃进大会”。先是数理化学部开了两天会，技术科学部开了一天会，然后，生物学部、地学部于5月14日、16日开了两天会。数理化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抓的，生物学部、地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抓的，都是鼓动大家以相互挑战、应战，也即打擂台的方式提更大的目标。最后，物理所、地球物理所、植物所等机构的科技人员提出了诸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的冰雪灌概荒漠”；“修好引洮工程，把黄土高原变成绿洲”；“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之类气魄宏伟的畅想。分学部开完之后，6月3日、5日，院党组又将北京地区四个自然科学学部所属单位合到一块，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跃进大会。各单位的代表上台点名，我们的指标是多少，你们研究所敢不敢应战？相比5月份，6月份的跃进指标又有所提升。大家通宵达旦苦干，于7月初搞了个“七一献礼”，宣称仅科学院北京各所就有170项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7月14日，院党组给中央打报告——《关于自然科学大跃进情况向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要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从10月5日起，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向公众展示“大跃进”运动以来科学院的“成果”或设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周恩来、陈毅都去参观过。这是各个学部分头筹备的，分几个馆，第一个馆是数理化方面的，第二个馆是技术科学方面的，第三个馆是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第四个是绝密馆。老宋（宋振能）是生物学馆的馆长。展览哪些成果，以什么方式准备展品，都是我们集体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