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3/13页）

（六）各种行政事务

这是我们学部办事人员的经常工作。原定的所谓学部只管学术，指的可能是学部委员意义上的学部，作为学部的办事机构，我们还是有不少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且，这方面的事务越来越多——后来各机构都以不懂学术问题为由，把棘手的事情往我们这里推。院部有多少个机关，我们就得面对多少个。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连北京的各个单位需要多少煤气，也要我们来提。而且上面催得很急，今天布置下来明天就要。同样的任务，作为院部，总该有一个统一的渠道管吧。可它却是由吴有训副院长和计划局这两个渠道布置下来的。当时生物学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京。我做归做，心头却很是不满。我对计划局基建处的人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做还是我做更接近实际？你等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给你，但那等于是废纸。”稍后，我给吴有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情照理不该我们管，既然任务下达了非做不可，我们也就做了。但实话实说，一立方米的煤气可以做多少事，我们不懂。”计划局的来人听了不高兴，回去后向局长谷羽汇报。谷羽又向党组书记张劲夫汇报。张劲夫就在随后的某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生物学部的薛攀皋不配合。过了几天，吴有训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官僚，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布置给学部，你说得有道理。”对同一种意见，张劲夫和吴有训的态度完全不同。

问题出来了，那些行政事务，学部到底该不该管？1957年“鸣放整风”时，出现了“大学部”和“小学部”之争。支持“大学部”的认为，除学术工作外，基建、器材等机构，各个学部都应当有一套。支持“小学部”的认为，根据原来院里的公开规定，除学术外，学部不管行政等其他事务。讨论来讨论去，院里还是认为“小学部”好，但原来的状况还继续，就是权力在基建、外事等部门，棘手事情的主意却要学部拿。这样一来，研究所和权力部门的矛盾，就变成研究所和学部的矛盾。而在顺着研究所的时候，基建、外事、器材等部门有时也会说，学部原本不同意，多亏我们替你们说话……学部和研究所之间的矛盾于是更多。

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

应该说学部的黄金时代就是成立之初的那两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就每况愈下了。学部筹备及成立时，科学院的主政者是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患有肺病，在性格上也有弱点，但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魄力，我觉得还可以商榷。他为人审慎，比较尊重科学家，为避免以党代政、以政代科，他建立学术秘书处、成立学部，把学术领导搞了起来。学术秘书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两人。正的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的是秦力生、武衡，下面是钱伟长、叶渚沛等八九个学术秘书。四个学部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据1955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由学部分工对各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

1956年5月，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工作，改由张劲夫任科学院党组书记。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把裴丽生、杜润生、谢鑫鹤等一批部级、副部级党政干部调了过来。到任不久，张劲夫就说了两句大实话：“我不懂学术领导机构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叫学术领导”。他还笃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根据这些认识，张劲夫很快就把国防军工那一块的管理模式，搬到了计划局口，搬到了学部，搬到了研究所。其具体举措包括，撤销学术秘书处，派院党组成员分管学部，派党的专职干部来管学部办公室，派党员干部去管学部所属研究所等。科学家主任、所长、委员等原来并不大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