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2/13页）

我先被分到生物学地学部，1957年5月生物学地学部一分为二后，我又被分到生物学部工作。据我所知，刚成立的这两年，学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组织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这是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的，先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和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组织科学院各研究所的360位专家制订科学院1953—1967年远景计划，再由专门为此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来编制全国的规划。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发表过，就不多说了。

（二）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五六十位专家，在青岛召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此会给摩尔根派平了反，对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宋振能对会议做了详细记录并请本人审定，以会务小组名义编辑成《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一书，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内部发行。1985年，李佩珊等将其收入《百家争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关于这个会议，也有很多的回忆和研究，我也不多说了。

（三）评定“一九五六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还是很认真严肃的。各单位把科研成果报上来后，第一步是同行评议。先由我们学部办公室逐项提出请同行书面评议的专家名单，经学部领导审定后，再把候选人的申请书和评议表等寄给有关专家。第二步是学部的学科组复审，拿出一个给不给奖、给几等奖的意见。第三步，报到学部常委会，由常委会再审，并投票确定具体给某些工作什么奖。最后，将拟授奖名单报至院一级的科学奖金委员会，由他们核定。

评完奖后，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这三位一等奖的获得者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上发表了感言。生物学方面只有三个奖项。钟补球的“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获得二等奖。朱洗的“蓖麻蚕的研究与推广”和曾呈奎的“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获得三等奖。

1956年，生物学分组讨论（右起：王家楫、童第周、伍献文、刘矫非、陈桢、秉志、张春霖、XXX、陈世骧、刘承钊）

（四）增补学部委员

1957年5月，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大会，增补了钱学森、张香桐等21人为学部委员。我是生物组会议的记录人，我的记录本还能在第二次学部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不选胡先骕为学部委员，还不是从他是否拥护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有人认为胡先骕的学风不是很严谨。当然，所谓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恐怕也是没有明言的重要因素。是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跟陆定一等人谈话时，说过胡先骕的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至于在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中为什么没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很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生物组讨论时，根本没人提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在传达有关消息时，不管是否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是等级森严。就连学雷锋的指示也是分好几批传达的，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群众，中间还保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学部委员不知道毛一年前在党内高层的谈话，并不稀奇。

（五）审议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计划

这是学部委员最经常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既让被审议者不满，也让作为审议人的学部委员们不满。有很多学部委员不在科学院工作，对科学院的情况不太熟悉，他们把科学院看得很高，对各研究所的要求也高，希望后者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不要做产业部门研究机构能做的工作，相关意见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提的。譬如，审查微生物所的计划时，小组会否定了他们提出的光学仪器长霉研究等多个题目。经学部常委会讨论通过，学部将此意见转给了微生物所。结果，微生物所副所长方心芳火冒三丈，在1957年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放了一炮，说生物学部官僚主义，连这么重要的工作都给否定了！何为学术领导？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把它理解成学术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某个具体的科研选题是否重要，不但外行难以置喙，就连小同行，也常有不同意见，很难根据一两段简单的文字介绍，即做出准确的、让人心服的裁决。事实上，学部委员们也不愿意做这种事。医学领域有好几个学部委员，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参加相关会议。林巧稚说：“我是妇产科大夫，所谓学术领导是不是要我林巧稚一个人去领导全国的妇科？”张孝骞和吴英恺也是这种观点，也觉得自己没能力领导全国某领域的工作，耽误本人的业务对他人指手画脚过于费力不讨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1954年以后，科学院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只管本院的几十个研究所；而科学院学部依然是全国的学部，学部委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要领导全国的学术。领导全国的工作当然很困难，很让人头疼；经常被召来讨论科学院内部的事务，也让院外的学部委员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