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庆明：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3/13页）

谈：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957年春夏之交，开始了整风运动。当时，科学院在中关村没有礼堂，我们全院的青年团员是借清华大学的萨本栋礼堂去集中听的录音，传达毛泽东亲自做的动员报告，毛泽东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进城后，脱离群众，犯了不少错误。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整风，改正错误，我们要向肃反运动中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的人道歉。为了帮共产党纠错，请大家提意见……我听后感触很深，因为我们北大的许多同学都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蒙冤，而后来甄别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

听了传达报告后，我们回到所里，开始整风。我们不是成立了6个研究组嘛，把人分成几个整风学习大组：我是一个大组的组长，负责3个组（物理力学组、化学流体力学组和运筹学组）；欧阳绛是党支部委员，负责指导我的工作。欧阳绛是个老党员，人非常好，带头提意见。我也发动大家提意见。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诚意，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有的还冷笑。过了一段，整风变成了“反右”，批判所谓的右派，欧阳绛最先中箭。我们所的党支部书记晋曾毅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党员太少，没有党委，只成立了支部。朱兆祥、欧阳绛是知识分子支部委员，他是书记。作为政治领导，他和所长钱学森在行政上是同级别的——要求我揭发欧阳绛。我心里想：“我为什么要揭发他？他人品好、学问好，平易近人，是好党员，是我的学习模范！”就回绝说，欧阳绛跟我谈的话，和他在公开场合讲的话都一样，我没有什么材料可揭发。结果，欧阳绛依然被打成了力学所第一号“右派分子”。自动化所筹备委员会当时借我们的楼办公，他们的第一号“右派分子”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叫何善堉。他和欧阳绛一样，比我们大几岁，在业务和品德上得到许多人的好评。钱学森回国时带回一本书，叫《工程控制论》，让何善堉翻译，快译完了，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这本书1958年出版时没印他的名字。

熊：领导整风运动的，却被第一个打成右派？

谈：是啊。欧阳绛鸣放说：我们有些老干部，过去在革命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跟蒋介石打，是很好的。可革命成功后，工作不努力，革命意志衰退，变得尸位素餐，这样就不大好了。他说的是一类现象，并没有点谁的名，但有所指。我一听就明白，我们所的支部书记正是如此。他是个老干部，调到我们所后，想指挥工作，可由于并不懂业务，与钱学森有矛盾。钱先生当然不听他指挥啦。他知道钱是中央的红人，没法跟他争，就在家赖病号，不怎么来上班，同时向上面要求调动工作。我们这些年轻人受的是服从国家需求、听从组织分配的教育，觉得他这种做法很不对。

因为拒绝揭发欧阳绛，我也就有了“右派嫌疑”。他们批斗我，叫我“老实交代”，但由于没找到什么材料，最后只是对我做了“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林先生当时正争取入党，他也在会上批判了我。我理解他的处境，他不批判我怎么行！从此，我不能跟他搞保密工作了，就开始脱离他单干。1958年，研究所的党支部升格为党委，新调来一位党委书记叫杨刚毅。到了9月份，我去找他，说自己欠缺工农感情，犯错误受了处分，想去基层向工人群众学习，锻炼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石油地层里原油的黏性太大，很大一部分难以开采出来，而我对国际上二次采油的“火烧油层”法有所了解，正好石油部来人邀请我去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杨刚毅同意，我就这样去了新疆。到那里后，我很受重视，帮助他们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室，并做了现场试验，取得了一点进展。当时石油部正在新疆克拉玛依举行大会战——召开全国现场会议。我们试验组的人也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现场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样的，大家知道，过去的甘肃、当时的新疆，石油资源都将枯竭，那时大庆也还没有被发现，石油部的领导对川中大油田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那里地形复杂，有的新井没过多久就不出油了，部里的专家认为，那儿是裂隙性的油田，开发的油水不大。然而有领导却认为，那些专家是“资产阶级反动人物”，他们一手遮天，制造谬论反对开采。于是在克拉玛依召开批判大会，让工人指控批判石油部里几乎所有的“总”字号职称的专家“搞反革命破坏”。对于这样的批判会，我就想不通，那么多属于我的老师辈的老专家，怎么可能都搞反革命破坏呢？我对那些领导的做法很是反感。不久，我接到所里一个紧急电报，让我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