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方（第3/10页）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顺军残部投靠何腾蛟的遭遇，我们是见识过的。南明政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视大顺军、大西军为“流贼”和“仇敌”。

合作？谈何容易！

尽管南明政权中不乏堵胤锡这样的开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将心向明月”，朝廷却要代表明月消灭我。“归明”的道路，目前还走不通，大西政权的旗号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机灵活处理。

再说“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争议颇多，清朝编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蔑、夸张之辞，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张头上扣。不过，大西政权偏于严酷、残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难也是耸人听闻的。大西军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孙可望认为必须改弦更张，采取亲民的政策，注意笼络民心。

最后是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张献忠的“政治遗嘱”说得很清楚——“毋为不义”。说得直白一点，所谓“不义”就是向清军投降。所以，大西军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顿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对于危难中的大西军，乃至对全国的抗清形势，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豪格穷追猛打，孙可望迅速从綦江南下，抵达四川遵义府（今属贵州），一路上“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綦江整顿初见成效。

随后，孙可望率大西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一举攻克省会贵阳，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逃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贵州的官方势力被摧毁。

在明朝时期，贵州地盘并不大，今天的遵义、毕节、威宁等地当时都属于四川管辖，而且南明在贵州的兵力极其薄弱。孙可望占领贵阳，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贵州。

更重要的是，豪格一路追到遵义，连乌江都没过，直接“班师凯旋”了。——孙可望不是在贵阳吗，怎么能“凯旋”呢？

不是豪格不想继续打，而是没法打。——四川多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胡搞，经济生产破坏相当严重，清军的后勤补给极其困难，总不能让几万大军饿着肚子打仗吧？

豪格撤回北京，吴三桂撤到陕西汉中，留下王遵坦、李国英俩人镇守四川，孙可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正当孙可望准备立足贵州、谋求发展时，西面的云南来了一个人，让孙可望改变了初衷。

这个人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派来的使者。崇祯时期，龙在田的“土兵”曾被朝廷调到湖北襄阳、郧阳一带“剿贼”。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后，与龙在田来往密切。如今云南陷入混乱，龙在田得知大西军南下贵州，自然想到派人来搬救兵。

使者向孙可望介绍了云南近年来的情况，从吾必奎叛乱到沙定洲叛乱，云南实际上已经陷入内乱之中，迫切需要大西军出手相助。

孙可望得知云南的情形，敏锐地感觉到大西军可以在云南建立更加稳固的根据地。云南地域广阔，位置偏远，比狭小的贵州要好得多。

打定主意之后，孙可望一面派间谍进入云南探查，并四处散布假消息，声称沐天波夫人焦氏的家族武装不日将入滇复仇，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师前的准备。

由于孙可望打着“焦氏复仇武装”的旗号，云南人信以为真，“延颈望之”。从贵阳开赴云南，大西军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孙可望率大西军攻克平彝（今云南富源），进入云南境内。跟作战经验丰富的大西军相比，云南的“土兵”充其量就是“民团”，孙可望一路势如破竹，二十九日便进抵曲靖府，俘获已归附沙定洲的云南巡按御史罗国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