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方（第2/10页）

让沙定洲“落户”，沐天波怎么办？好办——滚蛋！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在昆明发动叛乱，猝不及防的沐天波在龙在田、禄永命的护送下向西逃往楚雄。悲催的是，沐天波的母亲和老婆来不及跑掉，在一座尼姑庵中自缢身亡。

沙定洲占领昆明后，立即派兵向西追击沐天波，非置其于死地不可，却遭到金仓兵备道杨畏知的截击。“土兵”不是官军的对手，只得败退，沐天波暂时在楚雄安顿下来。

随后，沙定洲一面派兵攻取云南各地，一面对云南的“流官”威逼利诱，迫其归附。沙定洲还胁迫云南巡抚吴兆元向隆武朝廷上疏，诬告沐天波谋反，并提议由自己代替沐家接管云南。（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沙定洲担心隆武皇帝朱聿键看出破绽，又伪造大学士王锡衮（云南禄丰人，至昆明时遭沙定洲软禁）的印信，向隆武朝廷提供伪证。

由于距离太遥远，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萨过河”，朱聿键没能力也没兴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无理要求，并发出“扫除沐天波”的谕旨。后来，事情的真相终于辗转传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键深感鞭长莫及，实在是无可奈何，索性“置而不问”。

从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区，云南大部已成为沙定洲的天下。

半路杀出个孙可望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沐天波终于盼来了“救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

孙可望，陕西米脂人，“屌丝”出身（一无赖子），早年跟随张献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张献忠的喜爱，收其为“义子”，又封平东将军。除了孙可望以外，张献忠还收有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抚南将军刘文秀三名“义子”。

崇祯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隆武二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吴三桂率大军经陕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转移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但与大顺军不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位“义子”兼悍将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要想度过难关，必须加强领导。大家一致推举年长的孙可望为“盟主”，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组成一个“领导集体”，率领危难中的大西军残部突出重围。（议推可望为主，凡事听其号令。）

新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产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由于豪格、吴三桂的攻势太猛，继续待在四川无异于送死，孙可望决定挥师向南，撤往南明辖区内兵力薄弱的贵州。

孙可望率四万残部从西充南下，经重庆府时遭遇南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凭借人多势众，孙可望率部冲杀南明军队防线，击毙主将曾英，顺利渡过长江天险。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时机的孙可望在綦江集结部队，开始对大西军进行整顿。

这都什么时候了，逃跑还嫌腿短，哪有闲工夫整顿？

——其实不然，越是危难时刻，整顿越是必要。

大西军冲出了重围，但依然面临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去哪里发展？怎么发展？

去哪里发展的问题，孙可望在掌权之初便已经解决了，答案是地处四川南面的贵州。现时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具体地说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先说“举旗”问题，大西政权的旗号到底还要不要？

张献忠弃守成都率部转战时，曾给孙可望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既然有张献忠的遗嘱，“举旗”问题应该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