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为什么大型革命变得越来越少[2]（第3/9页）

人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所拥有的精神作对可不会有什么好处，并且不管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强大，他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强加到所有有着反对他的愿望和情感的同代人身上。因此一旦身份的平等成为一种被所有人接受并无争议的事实，并且给道德印上了它的标签，那你一定不会认为人们会轻易地跟着一个轻率的领袖或者莽撞的改革者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也不会通过有智谋的办法，甚至通过预先策划好的计划来公然地反对他。他们不会激烈地反抗他，甚至有时候还会赞美他几句，但却不会跟随他的脚步。他们只是偷偷的用自己的怠惰来对抗改革者的热情，用自己保守的兴趣来对抗他的革命天性，用自己的家庭乐趣来对抗他的冒险热情，用自己强有力的判断力来对抗他飞翔的才能，用自己的平淡无奇来对抗他的诗情画意。通过各式各样的努力，他终于在一时间将人们激发起来，但人们却很快就会逃离他，他们就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一样跌倒。他用尽所有的力量，试图使激起这群漠不关心的散漫群众，最后却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并不是因为他被战胜了，而是因为他势单力薄。

我并不是说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静止不动的，相反地，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种永恒的运动在起着支配作用，人人不休。但是我相信民主社会的人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是永远在改变的，而这个界限他们却永远不会跨过。他们每天都在改变、修改或者更新次要的事情，但他们十分谨慎，不去触碰原则性的东西。他们热爱改变，但却惧怕改革。

尽管美国人经常都在修改或撤销他们的一些法律，但他们却没有展现出革命的热情。每当公众的热情到了一种令人惧怕的程度，或者只是达到高涨的程度，他们便会迅速地停下，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惧怕革命，就像惧怕巨大的不幸一样，并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暗自下定决心，就算自己遭受很大的损失也要阻止它的发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更热衷于获得财富，而又惧怕失去财富，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任何威胁他们财富或改变他们财富所有权律法的教条。[9]

我经常谈到，如果一个革命的理论只有通过完全改变并且有时候是突然改变财富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那它在美国就会无限地不受欢迎，而不像欧洲的一些大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有少数人声明支持它，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依本能的惧怕反对它。

我不会害怕之处，在法国通常被称为民主格言的名言，大部分是要被美国的民主所禁止的。这很容易理解。在美国，人们拥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热情，而在欧洲，我们有的仍是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思想。

如果美国某天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那革命会是美国的土地上居住的黑人发起的，这就是说不是因为身份的不平等造成了革命，而相反地，是身份的不平等造成了革命。

当身份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同公众隔离开来，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不去寻求方法来纠正这种致命的倾向或者支持它，认为这种倾向能让公民们转移政治热情，因此远离革命，那他们可能会作茧自缚。并且如果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热情，利用大多数人的利己主义和胆小心态，那最终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异常的变迁。

在民主社会中[10]，仍有少数人渴望革命，而不是没有人，但少数人有时能造就革命。[11]

我并不是说民主制的国家就一定不受革命的威胁，我只是说民主国家的社会状况并不会导致革命，而是让它们远离革命。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会轻易将自己置于冒险之中，他们只有在自己无法察觉到的情况下被带往革命的方向。他们有时候会参加革命，但绝不会发起革命。并且我补充一点，当他们获得了知识和经验以后，他们就绝不会容许革命的发生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