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 论民主时期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2]（第3/4页）

注释

[1]1. 贵族社会的历史学家将所有的事件都归功于少数人。民主社会的历史学家却否认人们在人类物种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上的影响，并只会寻找普遍的因素。在两个方面都有些言过其实了。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一部分是必须归结于普遍原因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因为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取决于时代的。在民主的时代中，普遍的事实可以解释更多的事情，而特殊因素的影响会更少。

2. 民主社会的历史学家不仅被引导倾向于将每一个事实归结于一个巨大的因素，还会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历史体系。

3. 他们不仅倾向于为个人的力量而斗争，以领导各个国家，他们还很容易为了国家的能力进行斗争，从而以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他们还会服从于一种盲目的宿命论。（YTC，CVf，第21页）

草稿中这一章的其中一个题目是：身份条件的平等对想象的方式和写作历史的影响。

[2]在手稿的文件袋上，用铅笔写着：“古代的历史学家米格内特和与他为伍的人一样论述历史。”

[3]“在论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要很谨慎地描述‘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历史学家解释这些事的方式’。”（草稿，卷1）

在《1836年的法国出版运动》（《两个世界》第四系列，X，1837年，第453—498页）这篇托克维尔在第二章的草稿中所使用的文章中，你可以找到相似的肯定。你可以在第464页上看到“它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存在于杰出人物的首要形象中的事物和居于幕后被人民大众看作是模糊和不被欣赏的事物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渴望知道一切，对一切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的时代，似乎更倾向于事实和这类令人震惊的景象的证明，在这个景象中，创作的艺术和判断的智慧证明了作家的力量是强过杂乱的旁征博引的”。

[4]“这必定会将他们的思想带回到普遍因素的寻求当中，并且他们总是会满足于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因素。”（草稿，卷1）

[5]“在这一章有两个观点必须不能被弄混淆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可以偶然地被一个权力极大的人改变的，我想就像拿破仑一样。

“或者也可以被偶然的机会改变，比如说瘟疫、一场战役的失败……

“你可以不相信个人的影响，而相信偶然的因素。

“在民主时代中，个人的影响力相对于贵族时代来说是极为弱小的，但是偶然因素的影响却不会少。

“现在，现代的历史体系的构成可以说不仅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国家，并且偶然的因素也无法改变。因此，战争的本质不能也无法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无法阻止一个国家投降，因为一系列已经存在的因素决定了它最终灭亡的命运。

“很明显，我在之前章节中所说的一些都是可以应用到个人身上的，而无法应用到偶然因素上。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当你对偶然因素的起源进行回顾时，你几乎总是会追溯到个人的行为上去。”（草稿，卷1）

[6]边上写着：“这与之前的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并将思想带向了另一个方向。我在之前所说过，历史学家更喜欢找普遍的因素而不是特殊的事实。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他们都满足于了错误的普遍因素，这种普遍因素是另一种思想。我的比较只适用于这最后一种，因为‘空气的沉重’只是一个普遍因素，就像‘对真空的厌恶’一样。还是删了吧。”

[7]马奎斯·德·拉法叶：《回忆录》（《与拉法叶将军的信件和手稿》，巴黎：老H. 福尼尔，1837—1838年），6卷。1837年5月，托克维尔收到了编辑科塞勒寄来的这部作品的头三卷。也许这位作者与这位将军并没有共同的看法，因此没有读他的回忆录（我们都知道他认为这位将军是一个好心的人，但是思想却很“平庸”），并且他在圣伯夫所作的评论的第二部分中找到了这条引用（《两个世界》，第四系列，15期，1838年，第355—381页，同样的引用还出现在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