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 论民主时期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2]（第2/4页）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仅喜欢为所有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还会尽力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体系。

那些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很重视个别原因，因此，对于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经常视而不见，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事物之间存在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由于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

在民主时代，情况则完全不同，对于演员，历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他们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各场演出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

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美丽史诗，但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伟大的历史体系；而简陋的现代文学，却能做到这一点。如此看来，古代的历史学家并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一样，几乎都在搬用一般理论。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还存在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无力影响国家时，往往会让人只看到世界运转的表象，而无法看见在背后推动其运转的源动力。有些事物对所有公民都会产生影响，并且最终导致全民运动。不过因为人们往往很难了解和分析这些事物，所以会倾向于认为它们并非由偶然因素引起，而是由最高力量在无形中决定。

甚至，就算人类最终发现世界上确存在一般原因在支配每一个人，人们也无法因此获得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并且强大到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无法抗拒的。一旦人们对这个原因表现出顺从的姿态，就会认为它是无法抗拒的。

由于这个原因，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全民的命运是由某些公民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民众的处境几乎是不可能改善的。有时候，他们认为刚直无私的神在摆布着人民的命运，但有时他们又认为人民一直受到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个性，并且它们又都跟无法改变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考察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进行考察，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造出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链条，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地放入到相应的位置。

不过，对他们来说，仅仅指明事件是如何发生无法令他们满足，他们告知人们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对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进行研究后，他们就开会开始论证这个民族只能沿着这种轨道前进。这种研究方法容易为这个民族提出指导性意见，使得这个民族能在将来更好地发展。[8]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经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当时的人只要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就能掌控自己与同胞的命运。但是，现代历史著作给予读者的阅读印象则完全不同：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往往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控周围其他人的命运。古代的历史学家一直教导人们要独立自主，而现代的历史学家只告诉人们要学会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想拔高自己的形象，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现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追捧的这个学说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如果任由这种学说从作者那里传递给读者，并植根于人心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不了多久时间，这个学说就会使新社会彻底瘫痪，让土耳其人取代基督教徒。[9]

对于如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样的学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意志自由的说法根本不被大家所认同。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当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因此这种思想应当加以提倡，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振奋人心，而不是压抑人心。[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