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第4/38页）

历史的理论家

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历史问题吸引了很多注意力，要找到比其吸引更多注意力的时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对未来的不确定，迫使人们回顾过去：为了理解革命，你不得不尝试着将它放置在历史中，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这样做，跟保守主义者一样追求着克利俄。[198]政治家们创造历史并记录它，自称为历史学家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发挥想象力，并时不时地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一切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由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构成的罕见例子。

虽然，根据伯克和保守主义者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偏差，它远离历史，打乱节奏，但是自由主义者致力于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起初看来，托克维尔属于后者，因为他似乎遵循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基佐的历史解释。

除了宿命论者，没有任何限定性术语与历史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有更密切的关联。某些批评者谈到了命定论[199]或者反对天命论，其他人则探究他持这种“一切必然朝着平等状态推进”的观点的原因与本质。[200]作为一个不喜欢所有形式的宿命论的人，托克维尔声称他发表作品的目标是清晰地展示这一点——“无论社会状态的倾向是怎么样的，人们总是能够调整它们，从而避免坏的倾向遵循好的倾向”[201]，他怎么能够将自由说成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同一个托克维尔怎么能够同时谈论民主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并称其为“上天注定的事实”？

既简单又复杂，他的答案包含了这种说法——其仅涉及社会平等的到来的必然性。对他和其他一些人来说，该事实被称为民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来看，社会平等孕育了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托克维尔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命定论，而民主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一旦知识平等得到宣告（每个人具备同等的获得真理的能力），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上帝的旨意。

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

但这种几乎与历史一样合乎逻辑的命定论，与关于自由的激情辩护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对托克维尔来说，向平等靠拢的运动独立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后者是真正引发历史变化的人为因素。换言之，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形势为适应社会形势而做出的调整，但其不能决定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平等实际上既是专制的盟友又是自由主义的盟友。

因此，实现平等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的可能性让传统的政体象征论变得毫无意义。不管它是通过公众舆论形式还是通过它自身，人民主权使两种政体成为可能：共和政体（或自由主义政体）或者专制政体、自由或者专制。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时，人类做出了选择，而不是命运决定一切。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对历史的理解让托克维尔更靠近博须埃，而不是基佐。[202]就像莫城的主教那样，托克维尔相信所有历史事件遵从一个神圣的计划，我们无法得知计划的含义，但主教们能够预知它并发现它的总体趋势。[203]

托克维尔说，人类的行动总是发生在狭小的圈子里。如果它发生于这个空间之外，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即使人类无法想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无法阅读上帝的计划，他也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识别出历史和智慧发展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