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分手与身后（第2/9页）

我家平日不大请外籍医生，我们都有心将健康信赖本国人，亦有点拥护本国医生心理。上海、北平等大埠，自然形成外国医生是第一流现象，而本国人则居次要。这一次，到家的次日，张公权先生请来他所熟知的中外名医。有的独诊，有的会商，其中德医诺尔、美医米勒、中医颜福庆均疑为癌，事系绝症。伯樵的朋友熟识一个奥国医生普鲁士，请来诊断，问病者是否爱好犬马，近时期中有否跌交之事？恰巧膺白爱马亦爱犬，他骑马屈左手拉缰，年来左臂患关节炎，数月前在庾村骑马，忘其左手之无力，控制不住而坠马，与普医所问相合。普君断为一种泡虫病，犹可医治，我切盼其然。遂即日入宏恩医院，准备割治，请普医主治，由冯五昌、沈成武两君同诊。我住院相陪，我的房在病房紧邻。医生遍觅泡虫反应药不得，得北平协和医院劳克斯医生着《泡虫症论》一册，遂电协和讯问，得复电本人尚在北平。于是电请劳医生来沪。发电的次日下午五时，劳医生已乘飞机到了上海，不休息，直到宏恩医院。这次向协和请劳医生之事，由袁文钦（良）先生请他任北平市长时的卫生局局长方善夫（颐绩）所办。方君原系协和医院副院长，他知道福开森先生与我家的友谊，福的女儿马丽正服务协和，故同时加电福先生，敦促劳医生之行。

劳医生到宏恩医院即入病室，他的看法不是泡虫，仍决定次日上午开刀，由我们新在宏恩医院认识的沃哈拉医生为助。开刀的结果，确定膺白所患系肝癌症。冯五昌君先出告我，他是我家医生而兼朋友，说话不胜唏嘘。劳医生邀我到别室，告我肝癌系不治之症，生命在三个月至六个月之间，他后来补给我一份书面报告。当时他对我说：膺白是个重要的人，对于国有贡献之事，对于家有关照的话，宜明告之，使有准备。我谢其如此不耽误一刻远来应诊，且如此为病者着想。然斟酌之后，我决定暂不将真相告知膺白。且要求他助我隐饰。他留沪三日北归，以后的诊治由沃哈拉君继续。我虽然在严重刺激之下，仍能体味出一个良医的“服务精神”和“人情味”，感激不止。我问劳医生：病者尚能有如平日之神志清明时否？曰：能。遂要求他三件事：一、请他北返前告诉膺白，病情复杂，相当严重，而勿言不治；二、有可减少病者苦痛之事，请与沃医生接洽，尽所可能；三、请与沃医生约，病者神志渐衰不能复振时，给我暗示，至此我始绝望。劳君一一如我言而行。其来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为病者在大处着眼，可惜我懦弱，不能尽以告知膺白，这种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坚决不欲将真病告诉膺白的理由：对于国他应该算已尽所可能了，对于家我还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愿代了。他的生命还有数月，数月之期在聚首为太短，在告别则甚长。我与他共崎岖、忧患、寂寞二十余年，紧要关头，相知相慰，实维二人。尝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犹可独生。我无论如何达观，对景必有难以掩饰之时，愈说穿将愈不能自制。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愿他对我有“放心不下”之苦。膺白于生死固看得开，但完全绝望之事，总是一桩打击。其最后在华北一段努力，创痛甚新。尝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只求大局稍安，则问心略慰。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今知自身已无报国机会，亦将何以为情？故对国事尚无法向之解释以前，亦不愿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医生每日早晚到病室两次，体贴关切，亦无微不至。早上他要讲点新闻供病者消遣；杨畅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几乎出口，我急以目止。出病房后，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们如何圆谎。一日，他对我叹息说：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识于十年前，犹可与之为友，为之效劳。他是澳洲人，故与英大使馆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馆饭后回来说，闻大使馆人言：中国此时尚不能无此人，此人是最认识日本的一个。又问我，大使馆人说：膺白与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龄，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纪轻些。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则忧且急，我总是存一线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为医生。我不得已而辞退普鲁士医生，又不得已而辞退冯五昌、沈成武二君。我患伤风，冯医生闻讯即来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伤风症候的人，绝不因辞退他而稍存芥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