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抗日战起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的一日，我从杭州上莫干山不久，接庐山管理局局长谭炳训君快信说，他奉命为我寻了寓所，我将被邀参加在牯岭召开的庐山谈话会；此会议中有不少膺白的朋友们参加，张岳军先生夫妇不日可到云云。同时范石生先生由牯岭致书上海徐鹿君先生，请其送我到九江，他将下山到莲花洞接我。

朋友们的不弃和想得周到，令我感激。我这次上莫干山是怀着极沉重的心情，踌躇趑趄而后至。半年来为膺白葬事，和陪亲友去扫墓，我虽已到过庾村几次，上山这是第一次。白云山馆一草一木，片纸只字，都有深长历史，其滋味只我二人知道，若不为庾村工作，前途尚远，我实在无勇气面对这些情景，再至其地。我既已在膺白病榻前说过壮语，这些壮语言之容易，我内心曾几次怯弱退缩，究竟是生死之盟，我不能不守。我将以庾村工作为我后半生的寄托，则这个山顶是我无法逃避之处，我是不得已而来，既来即不想再走。且我还有什么意见可对政治贡献！政治二字，我见而生畏，闻而厌之。陪我同住在山的计仰先（宗型）夫人汪吟霞，虽一再劝我不妨一行，她的好意是劝我不要离群索居。我斟酌而后，不离群的道路甚多，此路我不再走了。写信谢了谭、范二君盛意，并请代将我的愚忱陈报所有关切我的人。

芦沟桥事变起，中国对日本，除抗战已无他途。在此一年多以前，膺白和我在庾村，他亦看到局势已无可挽救，一日忽问我：“如果大战爆发，我二人将做些什么？”我请他先说，他说：“我们夫妇年代不算太短了。中日开战是中国存亡关头，我不想要自己看见战争结果，任何事，任何去处，只要为国家有一点滴之用，不惜拼此一命，不能顾你。你则如何？”“拼此一命”四个字，他用极沉重之杭州音说出。我回答他：“奔走呼号的事我不擅长，我将在有缘而方便之地区，对壮丁们留下来的老弱，做点安慰鼓励工作。倘有机会教书，愿从史地二门激发下一代的爱国心。年来国、英、算三门功课占去读书大部分时间，其中国文实亦徒有其名，不被重视。史地二门钟点既少，青年不感兴趣，时空的观念模煳，对事看不准确。有什么方法对此有点贡献，我极愿为。”这一席话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各言尔志”。膺白已经没有机会再拼其一命，剩我一人，循此心愿摸索，抗战八年岁月，我战战兢兢依着这条路走。

八月初，战事快到长江，上海市银行经理朱达斋（豪）先生来电话，劝我返沪为个人生活作个安排。他的好意很动我心境。我一向不负经济责任，社会上真的赤贫和暴富滋味，都不了解。我亦不善理财，买国家公债存在本国银行，由银行代管公债还本付息的事，极方便且亦极安心的一件事了。膺白在时就这样，我不必操这条心。现在家已破，国濒危，在一面说，我理财何为？有何法？又一面说，我不但须对自己负责，肩膀上，志愿里，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我负，我不能逃避。我只得匆匆赴沪。这是我搬家杭州后第一次到上海，住在善钟路赛伏公寓伯樵、仲完家。依照达斋先生建议卖去公债，照一般人当时布置办法，从金子、美金票到银元、银角，我每样有些。莫干小学校董朱炎之（炎）先生是我姨夫，与我同行到沪，曾提醒我应否将学校基金换成外汇。我考虑而后，这学校基金是膺白颇费心思的一个布置，用国家公债作教育基金是双重的爱国观念，我当时参与其事，赞成其主张。我如何在此时忘记这点精神？这点愚忠后来吃了大亏，弄得一文不值，我对不起学校，自己亦十分颠倒，以求补过而难能。

仲完极劝我租屋留沪，她为我着想，租界总较安全，出路亦容易。我的想法，只有在前进中求安全，安全的本身是不安全的。吾人过一日有一日的交代，于心可安，时时在忧愁中过日子，有何趣味？我无论如何解说，她不放心。这时各地到上海觅屋的人日多，托她的人亦不少，她甚至先急我的亲友，而搁后她自己的姊妹，我甚为感动。恰巧她所住公寓的下一层，有屋空出，她是七楼两间卧室，空的是六楼一间卧室，我即租下，她放了心，我仍回莫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