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步相逼（第3/12页）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唐继尧为这次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没想到，熊克武却拒绝签字。

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

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

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

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崇拜者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一切都给统统抵消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了，而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