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类霜天竞自由:文化镜头剪辑(第5/10页)

除了这种欧美式的正规教育外,共产主义者还大力介绍过苏维埃俄国的教育方式。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革命团体还积极开展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妇女教育等。1921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培养了不少妇女干部人才。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任总理,制订校训“精诚团结”,要求学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这是对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的彻底转变。1924年7月,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彭湃、阮嘯仙、毛泽东等先后任所长,开设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课程,培养学员千余人。这些教育的“组织”作用,并不比正式的高等学府要差。正是它们所培养出来的骨干精英,实现了把全中国组织起来的任务。

1921年,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自己历史的年头。这一年夏天,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北京周口店,与其他人一起发现了一批意义重大的化石,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北京人”化石。也是1921年,师丹斯基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还考察发掘出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国的地质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参与了这些考察发掘,现代中国辉煌的考古时期开始了。

此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对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发现历史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学会保存历史。1921年前后,中国创办了多种类型的博物馆。特别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掀起极大的风波。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将溥仪赶出故宫,成立汪精卫、蔡元培、陈垣、罗振玉等组成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了开幕典礼,北京城万人空巷,纷纷前往,使各展室拥挤不堪。威仪赫赫的皇宫成为平民百姓可以参观的博物院,标志着平民社会的真正到来,历史不再是皇帝后妃的起居注,而要由苍头黑手来重新书写。

1921年,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历史的上限还远不止周口店的北京人。这一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李四光在河北和山西地区的野外考察中,发现了古代冰川的遗址,于1922年发表了《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和争论,为我国的地质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26名成员后来都成为国内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其中丁文江是中国把地质学知识应用于工程科学的第一人,翁文灏是对燕山地质运动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丁文江还是20年代“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科学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为因果律所支配的科学只适用于自然现象,不适用于精神现象,“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有赖诸人类自身而已”,而科学则导致人欲横流。梁启超也认为人类的情感领域是绝对的超科学的。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决不能相信有超物质上的精神”,“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吴稚晖和胡适也站在丁文江一边,分别提出“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则认为前面的双方都是反科学的,人生观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人又能反过来利用因果律登上“自由之城”。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使科学观念更加深人人心。七十多年后,汪晖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探讨,指出恰恰是“玄学”一方对“科学”概念的理解是准确的,更合乎“分析之学”的“分化”精神,而企图用“科学”去解决一切问题,恰恰是传统的“性理之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