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类霜天竞自由：文化镜头剪辑（第6/10页）

在生物学界，1921年，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先后设置了生物学系，从此开始集团培养中国自己的生物学人才。1922年，秉志和胡先骑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1年，中国第一个昆虫局——江苏昆虫局成立。以后浙、赣、湘等省也相继成立了昆虫局。1923年，中国第一部大学动物学教科书——《近世动物学》问世。中国的广阔地域和丰富资源为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

1921年，就读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陈建功发表了《无穷乘积的若干定理》，苏步青评价它是“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创造性著作。无论在时间上或在质量上，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的兴起”。1922年，邱宗岳等人在南开大学筹建包括数、理、化、生物在内的理学院，从此，中国的近代物理学进入了“垦荒与播种时期”。1922年，中国最早的化学团体——中华化学工业会在北京成立。同年，上海的中外化学家建立了上海化学会。1924年，中华化学会成立。至此，中国的数理化研究全面进入正轨。其他自然科学门类也在大致同一时期全线铺开，中国可以说从20年代开始才真正进入了“科学”时代。这对1921年前后的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

1922年5月，胡适创办了《读书杂志》，1923年1月又创办了《国学季刊》，由此发起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即从训沽、校勘、辨伪等方面去整理古籍。于是学术界疑古风气盛行，史学界发表了大量的古史辨伪的文章，后被顾颉刚汇编成《古史辨》。这场运动实际也是科学精神在学术领域的体现。胡适就认为他的那些考证都不过是“教人怎样思想”。新文学界以鲁迅为首，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剌。今日看来，这场运固然有其迂腐幼稚、自鸣得意的一面，但那种“疑古”精神实际上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精神是一致的，它具有颠覆传统经典思想体系的巨大效应，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的科学化。

1921年，全中国共有报刊550种，到1926年增加到628种。1923年，中国有了最早的广播电台。1924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允许民间出售和安装收音机。到1925年，外国在中国开办广播电台58座，其中美国18座，日本15座，英国15座。1926年，中国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在哈尔滨正式广播。随即，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许多官办、商办的广播电台。报刊和电台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的发达使得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从本质上愈加密切。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馆改建完成后，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管理它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都选派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回国后担任医学界要职。协和医院强调培养质量，树立模范样板，扩大了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如留美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的刘瑞恒回国后于1925年任协和医学校校长兼院长，1926年又任中华医学会会长，曾支持废止中医，遭到了中医界的反对。现代史上不少著名人物是在国外学医的，文学界著名者就有鲁迅、郭沫若两大巨头。曾任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主任的汤尔和（1878-1943），在1922年后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内务和财政总长，他是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创始人，对开创近代医学教育贡献不小。20年代中国医药卫生界组织了许多团体，创办了一些刊物，西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在现代文学中也得到了一些反映和呼应，如鲁迅便是极力拥护西医、批判中医的。

总之，1921年前后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巨人初醒、百废乍兴。各个领域呈现出一片既旺盛又混乱，既自觉又幼稚，既有一定组织规模又缺乏实际组织功能的“乱世”局面。乱世是“中心”缺席的时代，文化上显示出令人向往的自由和巨大的创造潜力。但这自由和潜力是以乱世的民不聊生为代价的。就是在这“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相对的“无政府”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迅速地安家立业，划土分疆，使自身的各个局部都初具规模，并为以后的进一步“组织化”列好了阵容。只是如何组织、谁来组织，此时尚未见分晓。欲知后事如何，请读百年文学史下一卷那离1921年并不十分旷远的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