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3/14页）

所以，1920年和1921年，是鲁迅散文战斗的一个“幕间休息”期。休息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斗了，而是要经过休整，迎接更激烈复杂的战斗。

鲁迅说：“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这便是《热风》中的《智识即罪恶》。该文的写法很奇特：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罪恶，赃物……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呵，而说道智识是罪恶。我的智识虽然少，而确实是智识，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于是请教老师去。

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我想：“老师贪图束脩罢。智识倒也还不如没有的稳当，可惜粘在我脑里，立刻抛不去，我赶快忘了他罢。”

然而迟了。因为这一夜里，我已经死了。

……

接下去是“我”的一个梦境，在地狱里因为有“智识”而受苦，最后“还阳”醒来，自究自问。这篇文章是针对朱谦之“知识就是罪恶”的虚无哲学观点而发，但却没有采取论战式，而是运用一个虚拟的梦来更隐晦更曲折地表达作者的感触，主旨不在制敌而在究己，这非常像是《野草》的风格。三年后开始创作的《野草》在1921年就伏下了根芽。

《热风》中另一篇1921年的作品可以有力地佐证上述观点。该文叫《事实胜于雄辩》，全文如下：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上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

文中的胖伙计，不是很像《野草·死后》中那个小伙计吗？《热风》中的两篇1921年之作，完全可以收人《野草》。这说明鲁迅的散文艺术在战斗性之外，于1921年又明显增加了另一种色调。当这种色调沉积下来，便与原来的战斗性一起，使鲁迅散文焕发出更繁丽的色彩。

《热风》中1922年的杂文有12篇，鲁迅说：“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其中有著名的《估<学衡>》、《“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等篇，仍然保持着“五四”以前的战斗性。1923年，鲁迅几乎没有创作，表面原因一是忙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整理定稿，二是兄弟失和的家庭变故。但从创作风貌的变化上看，这一停顿蕴含着一个大的转向。到了1924、1925两年，鲁迅一下子写出了《彷徨》的全部12篇小说，《野草》23篇中的21篇，《坟》23篇中的15篇，《华盖集》的全部45篇和另外37篇文章，进入其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此期作品与以前相比，普遍凝练、厚重、深沆，有一种“重、拙、大”的境界。其中《坟》里的15篇杂文，篇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层层深人，跌宕起伏，其感染力不亚于长篇小说，至今仍是人们讨论中国的国民性、民族性等问题的必引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