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2/14页）

全文除了首尾两句，共由15个“你说……他就”的条件句组成，一泻千里，不留余地，如丈八蛇矛，锋锐无敌。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杂文的战斗功能。

《反抗舆论的勇气》篇幅很短小：

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一共六句话，句句相扣，完全以逻辑取胜，恰如一道九节鞭打下的深痕，让人感到力可开碑。鲁迅曾赞道：“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这一览无余的“爽快”中含有政治家的气势，却少了些政治家的韬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7月，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卑之无甚高论》，认为“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从而提倡少数人专政。这是陈独秀坦诚的个人思想，但这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颇有枘凿。恐怕陈独秀还是做个杂文家和学者的好，政党领袖于他并不十分相宜。

李大钊的杂文在气势上与陈独秀类似，形象思维稍多一些，因而文学感稍强，如《“中日亲善”》一篇：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连用5个“亲善”，颠覆了最后一个“亲善”，要言不烦，一针见血。再如《赤色青色》，只有一句：

世界上的军阀财阀怕赤（赤军的赤）色，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色，这都是他们眼里的危险颜色。

留有余地，令人回味，表现出寸铁杀人的力度。

代表早期杂文风格的还有刘半农和钱玄同等。刘半农“一是畅达流利，发挥驳难的气势；二是运用反语，竭尽夸张之能事。无论采取哪一种写法，他都寓庄于谐，以滑稽出之，使读者感到津津有味亲切易懂”。司马长风说：“刘半农许多诗颇近乎散文，但他写的杂文则多属战斗格的东西。反距散文较远。”钱玄同也是一员战将，常说极端的惊人之语，如要把京剧“全数扫除，尽情推翻”，还提出要废除汉字，以及人过40岁就该枪毙等等。鲁迅评价他的杂文为“颇汪洋，而少含蓄”。这类战斗性的杂文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打破“铁屋子”，把沉睡的人们从梦中唤醒。至于梦醒之后何去何从，就不是单纯的冲锋呐喊所能包括的了。看看鲁迅1921年以后数年的散文创作，无疑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921年，鲁迅只写了6篇作品。两篇小说收入《呐喊》，两篇杂文收入《热风》，另两篇后来收人《集外集拾遗》。鲁迅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随感录，该年共有15篇作品，1919年则有26篇作品，其中《热风》内的杂文占21篇，而1920年突然只有4篇作品，全部是《呐喊》中的小说。1921年可以说是1920年状态的延续，1922年又见起色，有19篇作品，而到1923年又降到4篇。1924年以后突又进入高产期，并一直保持下去。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事。”看来鲁迅颇不重视在运动高潮时“锦上添花”。他是呼唤那运动到来的“呐喊家”。当他“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迎来“新世纪的曙光”时，就不屑于挤在庆典的队伍中欢呼雀跃了。随喜胜利的人有的是。《热风》题记又说：“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