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7/17页）

子文对这种情况非常反感，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了几周后，他决定再次提出辞职。机会马上就出现了。

正如大卫王把拔示巴[2]的丈夫打发到前线作战一样，委员长把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调到了遥远的福建省去对付那里的共产党，这样可以使自己摆脱掉这支在上海保卫战中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作战部队。很显然，蒋介石对它的英雄行为又妒又恨，他正准备再次对红军游击队在深山中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可以借此机会派十九路军到前线去，让它被红军吃掉。

调离十九路军就削弱了上海的防御力量，引起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极大不满。这正好给了子文一个现成的能打动他那些金融界同僚们的理由，于是他便于1932年6月4日提交了辞呈。

此时的子文暂时处于上风，他在筹款方面很有一套，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两人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如果能把子文从行政院副院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他还可以继续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意味着汪精卫必须让位。子文还设计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用部分鸦片收入来支付政府沉重的军费开支。

根据商定，能屈能伸的汪精卫于1932年10月宣布自己因病将去国外“就医”。子文当上了行政院代院长，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于是他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再次发起抗日运动。

日本人目前已经占领了满洲里，接下来，他们很可能以消灭共产党的名义侵犯附近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等省份[3]。子文号召人们起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还号召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日货，并再次谴责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满洲里和上海的行为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日本人果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热河发动进攻，在1月飞到热河组织部队抵抗的是子文，而不是蒋介石。陪他一起去的还有少帅张学良。

子文在财政方面虽然比较保守，但从热河回来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组织上海的银行家们开会，又发行了一批债券，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购买对日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发放军饷。委员长很快便出手加以阻挠，驻扎在热河省会的中国军队一仗都没打就被蒋介石撤走了。随后，为了让子文老实点儿，汪精卫的政治病奇迹般地“治愈”了，并返回国内继续担任他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并且还与日本人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再次回到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位子上的子文发现自己所有的收获都变成了泡影，蒋介石又一次欺骗了他。1933年5月31日签署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是把热河省旁边的河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子文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这很值得表扬，但在中国政坛上他却是一败涂地。他的同僚们经常说，因为他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所以才会到处碰钉子。1932年上半年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让民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收支平衡。不知是何原因，委员长在短期内缩减了军费开支，也许是特意做出这一姿态，以向日本表明其军事力量并非以抗日为目的。不过，《塘沽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子文暂时取得的虚幻成就也就化为了泡影。

子文常被比作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组建了一家国家银行来充当政府金库。1928年，他就曾与上海的两家主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打过交道。建立之初，这两家银行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时期，它们落入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掌控之下，管理层现在也不愿意把它们交给子文。由于银行界是政府债券的重要发放市场，子文并不想与金融家们为敌，而是采用权宜之计，从这两家银行借款组建中国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原德国俱乐部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