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

美龄结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莫斯科寒风刺骨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观看红军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没完没了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陈丕士回忆说：“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在某种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胶套鞋。”[1]

庆龄的日子过得很惨。别的都先不说，她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对她的做法，因此她无法从家庭积蓄里取钱使用。尽管子文后来曾夸耀说，他自己掏腰包给了庆龄一笔定期补贴，但他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着侍候他的新主子。孙文给庆龄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莫里哀路上的那栋房子。武汉国民政府给她的那点微薄的津贴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强，坚决不向克里姆林宫求助，准备等处理完蕾娜的事后就逃到柏林去。

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应邀到莫斯科郊外苏联领导人，包括苏维埃主席的乡间别墅去参观，还同加里宁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休闲活动，在这些场合，她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变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那样，“一副可怜的样子”。

各方面都不断要求她就苏共针对中国的各项声明和政策公开发表意见，这让她十分困扰。他们的观点很明确：苏联人在中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所有来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都没有钱，除非到美国，不然在这里也无法得到金钱方面的援助。

11月21日，蕾娜·普罗默去世了。苏联医生一直按照肺结核给她治疗，实际上她是在中国染上了脑炎。她在感恩节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苏联的武汉国民政府流亡者都冒着暴风雪前来参加她的葬礼。

悲痛欲绝的希恩这样写道：

送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场。前来送别的有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产党员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认识。天气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孙夫人弓着腰，浑身不停地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自己又非常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根本没有过冬的衣服，在这阴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苏联外交办公室借给她的那辆汽车就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车里面至少还能暖和一些。我想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就这样步行穿过了莫斯科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美丽的脸庞低垂着。她也是前几天才大病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一切都在这寒冷的阴霾之中继续进行，此时我突然发现，宋庆龄是这些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一个人，她跟在这位最公正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在薄暮之中颤抖着往前走着。

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当，庆龄便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于1927年12月离开了莫斯科。她最终去了柏林，那里与莫斯科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一战”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过量药物的病人，似乎还没从战败的恐慌中缓过神来。这座城市里有一名蛇蝎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尔的吸毒女，也就是“蓝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莱[2]”歌厅的夜场跳脱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爱。当时那里流行一种时尚，私人晚会上经常招一些女招待，她们身穿薄透的女裤，只要付钱给她们就可以随便摸。在著名的库达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简直是颠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场合才会发生的事情却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并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德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