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

杜月笙现在是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备受人们敬仰。他几乎是无处不在。1935年，杜月笙设在法租界里的中汇银行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保持营利的私人银行之一，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经济学家帕克斯·小科布尔却指出：

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业圈里声名显赫，但他终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黑社会头子。就连与他有着密切商务往来的孔祥熙也不得不时刻提防他的权势。进行法币改革的那段时期，孔祥熙把杜月笙也放进了货币储备局。因为杜月笙名声太臭，英国顾问弗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反对这一任命。孔祥熙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不过他告诉利思–罗斯，杜月笙“毫无疑问是一个投机者，但他同时还是黑帮头子。上海有10万人服从他的领导。他随时都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孔祥熙和利思–罗斯之间这场关于财政问题的谨慎谈话就发生在孔家的豪宅里。身为家里的女主人，霭龄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很显然，这是孔家人的一贯做法，这样霭龄就可以对她听到的情况加以利用。）当两位男士在一起商讨各种可能实施的白银改革措施时，霭龄开始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利思–罗斯慢慢意识到他正在被她摆布。盛怒之下的利思–罗斯中断了谈话，阔步离开了孔家大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备忘录里都有记载。

霭龄根据自己对谈话的理解，把政府即将转变外汇交易政策的内幕消息透露给了杜月笙。哪知杜月笙误解了霭龄的话，结果投资失误，损失了5万英镑，这在当时相当于25万美元。杜月笙不愿意自己承担，他向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银行来弥补他的损失，遭到孔祥熙的拒绝。利思罗斯回忆说：“当天晚上，6个送葬的人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了孔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对一位近期在外汇市场上遭受损失的“爱国市民”进行赔偿。

在监督白银兑换纸币的过程中，利思–罗斯偶然发现了另一件有关财政的怪事。这件事与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这家银行与委员长的关系极为密切，即便不是由他直接控制，至少也是为他个人服务的。中国农民银行是征收鸦片和海洛因税收的一个渠道，被外界称为“鸦片农银行”，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觉手头缺钱，这家银行便开始印钞票。它从不接受任何部门的审计，利思–罗斯提出，这家银行必须经过审计之后才能授权发行政府新出的法币，结果导致蒋介石大发雷霆。中国农民银行最终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账目。

尽管孔祥熙在经济上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导致中国经济近乎窒息，但每当遇到财政方面的困难，蒋介石似乎总能应付过去。这是因为，虽然蒋介石本人对经济不感兴趣，但他却有一个巨大的税收来源，确保他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汇。这个稳固的财源就是毒品交易。青帮对中国黑社会的控制实际上是源于其对鸦片运输的垄断，上海本身就是在大批棕色大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像云南之类的几个省份，其唯一能够向外输出的商品就是鸦片。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南京国民政府用毒品收入来支付大量的账单感到惊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英国人良心发现，退出了鸦片贸易，从英国人那里传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便落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的军阀混战时期，鸦片也是统治中国各省的军阀首领们主要的税收来源。通过征收鸦片种植税、运输税以及对烟馆和吸烟用具等征税，这些小独裁者们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来满足自己辖区内的军事和民用方面的需求。孙文曾经向广州的鸦片烟馆征税以增加收入，缓解拮据的财政，蒋介石从鸦片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现实的用途，只不过他的动作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