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受命回国（第4/12页）

昆山是个老城市，城外有约4英里长的城墙，城里住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苦人，总人口约有30万。这里除了以查理为代表的监理会布道团外，还有一个南浸礼会布道团和一个法国天主教布道团。每个布道团的信众都不多，因为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

靠自己微薄的薪水，查理租了一栋很小的民房。这是一段正式觉醒的时期。他发现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对他避而远之。喜欢交往而又天生幽默的农民对陌生人则是充满戒心。跟他们比，查理显得不伦不类，是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查理发现，他在昆山显得更惹眼，因为那里的人思想保守，除了从远处见过西方人，或者在茶馆听说过一些关于西方人的暴行之外，他们对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白种人传教士也不想带上他，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查理不是他们潜在的信徒，而是他们事业上的竞争者。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居民当中，查理脱下了美式服装，换上中式长袍，头上还扣上了一顶瓜皮小帽。

他最大的压力是孤独。他经常回忆在美国那些善待过他的人们。接着另一个可怕的打击接踵而来：安妮·索思盖特去世了。一向身体柔弱的她最终因为一种难以名状又痛苦万分的疾病倒下了，大夫们通过蚂蟥吸血和放血等办法为她治疗，但还是没能救得了她。1887年2月4日，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给詹姆斯·索思盖特回了一封信：

得知安妮小姐离世，内心悲痛万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道她在天国会比在人间过得更好，又是十分欣慰。毫无疑问，热爱上帝的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将得到善果。愿上帝给你们以慰藉，用他的慈爱和恩惠支撑你们的心灵。此生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都将在那幸福的彼岸与她重逢，永不分开。安妮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基督圣徒之心给我树立了榜样，值得在此一提。离开美国时，我想不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种事情，以致没能在约旦河的此岸与她做最后的道别。一想到上帝从我们这里摘下并带走了这朵最美的花，心中悲痛至极。不过，这朵花现在正在天国里上帝的花园中盛开。睡在上帝怀里的人有福了。能将世间悲痛化为天国欢乐之人将得到三倍的幸福。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罪恶和脆弱，并最终将我们带到他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将与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重逢，与基督永不分离。

后来，查理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有一天他正在上海，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熟人：曾在波士顿留学的牛尚周。

得知查理的苦恼之后，牛尚周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让查理娶个老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他还自告奋勇当起了媒人。他心中甚至还有了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年方19岁的小姨子。

牛尚周当时刚结婚不久，妻子出身于中国最古老、最显赫的基督教家族。这个家族是明朝一位宰相[3]的嫡系后人。1601年，这位宰相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4]施洗，入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还是一位圣公会教徒。相处日久，她最终嫁给了倪先生，自己也变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女儿，倪夫人为每个女儿都裹了脚，以保持其纯真之美。然而，最小的女儿在裹脚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发起了高烧，倪氏夫妇也只好作罢。由于排行第三，婚嫁之事对家庭影响不大，所以之后也就再没有让她把脚给裹上。不过，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哪个乡绅的孩子会考虑娶她为妻了。

这只“丑小鸭”名叫倪桂珍[5]。她长大后，身为学者的父亲高兴地发现，虽然她有一双大脚，却非常喜欢读书。从5岁起，家里便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其他姑娘们学习女红的时候，她则在练习书法，阅读古代经典著作。8岁时，倪桂珍进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时因成绩优异，进入位于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学校读高中，17岁毕业。她精于数学，还会弹钢琴。当时，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眼里，钢琴还是一种陌生的外来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