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受命回国（第2/12页）

在他眼里，查理不过是个野心勃勃的村夫而已。

1886年，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只有6名传教士，受林乐知的直接领导。其中有三人因不堪忍受他的管理，请求调到日本。

就在查理抵达上海的前两天，林乐知博士在给麦克泰耶勒主教和纳什维尔监理会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这个学成归国的人造成了一个难题：也许查理已经美国化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应享受特殊待遇；如果说要资助或者提拔某个中国人的话，那也应该从林乐知培养的人当中去选。

“还有另外一条……”在给监理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第十条：我希望说明一下的是松先生的薪水问题。再有两天他就到上海了，但我还不知道理事会希望给他何种待遇，即给予他什么职务、多少薪水。此事处理起来问题颇多。中西书院的男生和年轻人都要比他强，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多都学贯中西，写作和翻译都能胜任，并且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译作在传教士会议上公开展示时，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的交口称赞。而松（查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失去民族身份的“中国佬”。除非给他超出其能力的地位和薪水，不然他不会满意，心情也不会愉快。但结果是，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兄弟中没人愿意带着他（去传教）。

林乐知声称，留在中国的那三个监理会的传教士都不愿让查理担任他们的助手。

林乐知给查理定的月薪，用美国货币来算还不到15美元。如果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太大的欲望，这些钱其实已经足够生活了。可是查理既不普通，对生活的欲望也不低，面对如此待遇，只得忍气吞声地暂时接受。不过，他也向林乐知提了一个请求：在正式工作之前，希望林乐知能允许自己请几周的假，以便能回海南看望一下家人。他已经离家10年了，从9岁起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林乐知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坚持要等一个月后过春节时再让查理回家，因为那时候其他传教士也都放假。这个理由也并非不合理，但查理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林乐知说话的语气太霸道了。在给安妮·索思盖特的父亲的信中，查理向他吐露了心中深深的怨恨之情：

不，我还没有见到父母。林乐知博士说春节时候才能让我回去。我对他这种专横的态度非常不满，不过我必须得耐心忍受。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尤其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不忠的卫理会教徒，一个破坏规矩的人，所以我一直像老鼠一样默不作声。不过，等到时机成熟，即便是他极力抗议，我也要灭掉目前这位权威的傲慢气焰……改变他对本土牧师的憎恶态度。就是这位大人物（林乐知），在一年前曾想解除所有本土牧师的布道任务；也就是他，无视我应得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将申请调往日本。

查理确实提出过调动申请。那三位提出反抗的传教士获准在日本创立新的监理会布道团，以便脱离林乐知的控制，但查理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查理的第一个布道任务被安排在上海远郊的吴淞。黄浦江从那里汇入长江，黄褐色的江水与天空浑然一体，一眼望不到边。那里地势低洼，土地平坦，长长的沙堤一直延伸到母亲河中。那里乡下的民居大都是土坯和灰泥建成的平房，院墙摇摇欲坠，鸡鸭四处乱飞，肥沃的黑土地四周是满是鱼儿的小水塘。查理将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第一次任务，向那些早已成为虔诚的监理会教徒的中国会众布道。

同时，查理还在教会学校给教友们的孩子上课。这些学生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乡巴佬，喜欢捉弄老师。据其中一位名叫胡适（后来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学生回忆，查理走上讲台的一刹那，他那方形的身材、剪短的头发以及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立即引起了一阵窃笑。等到嘈杂声平静下来，查理才拿出课本，开始上课。学生们立刻安静下来，这并非是因为查理课讲得好，而是大家强烈得感觉到查理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国人。查理并非官派出国，也未得到传教士资助，而是凭一己之力去了美国。当在美华人普遍遭受屈辱的时候，查理却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一眼便知，他来自农村。那些一辈子光着脚丫在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如果让他们像鸭蹼一样张开脚趾，就能看到脚趾缝里的泥巴。像他们一样，查理的脚趾缝里依然残留着泥巴。林乐知最看不上的就是他平凡的出身，而这却成了查理最能吸引学生们的地方。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消息越传越广，他班上的学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了2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