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第4/7页）

在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101 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台湾有家报刊写道：“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102 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103 “若是把办学当作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作走狗制造场，乃是乱国害政之大源。”104 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105 。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106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107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和“驯服工具”的恶果历历在目；加上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比比皆是。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心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把腐败高官轰下台的“大炮”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均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