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第2/7页）

明清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当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懂得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建议学部接收下来负责保存。辛亥革命后由教育部接收，后来拨归历史博物馆。1922年，历史博物馆竟以经费短缺为由卖给一家纸店。该店除了挑选一些零星出卖外，大部分打包运至造纸厂准备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罗振玉闻讯急以三倍价钱赎回，整理出版10册后，无力长期保存而卖给了商人。此后，日本人一再觊觎，满铁公司已经订好买约，买下后运回日本。马衡等著名学者听到消息后通过新闻媒体激烈抗议，掀起轩然大波，制止了这桩交易。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量后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教育部）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以成此大善事。”89 蔡元培接纳了他的建议，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之初，他便清醒地看到，不能在传统文字学的圈子里打转，“坐看章炳麟君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90 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学术成就，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于是，他吸纳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专才，依靠他们对14省区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采集工作，建立语音实验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崛起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罗致和培养一大批杰出人才，也是这个研究所蜚声遐迩的一大功绩。20世纪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大师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等人都是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夏鼐、胡厚宣、梁思永、郭宝均、劳干、丁声树等一大批年青学者也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他提交的代表作是《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前者是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研究中的一篇，有的学者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差不多牵涉到全部中国的古代历史”。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更指出：《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91 而《性命古训辨证》“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的问题……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少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92 他顺利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维护大学应有之自由传统与学术水准

检视历史，人们无不惊叹新文化运动中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为杰出人才。首要原因在于有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想当年，蔡元培不但拨给经费，放手让傅斯年等学生们去创办包括《新潮》在内的各种刊物，而且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向执政当局打小报告，攻击《新青年》和《新潮》如何“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93 之际，他又挺身而出，在给教育总长的复信中义正词严维护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