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误解了一个世纪的人胡适120周年诞辰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记者：今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无论在生前还是生后，胡适似乎总是生活在各种争议的旋涡中。近一个世纪以来，总是遭遇各种误解。为何会如此？

袁伟时：这绝不仅仅是针对胡适个人的争议，而是现代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传播过程中避不开、躲不掉的争议。胡适是现代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使者，所以这些争议集中在他身上也不奇怪。实际上，这种新文化的传播并非自胡适而始，而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只是在辛亥革命后，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这种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围绕他的争议，表面上是个人问题，本质上却是中国要不要接受作为人类文明演进成果的现代文化的问题。胡适所倡导的那种文化，是人类东西方文化的结晶。其内容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公民怎样培植独立人格，国家、社会如何实现民主、法治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理想要化为现实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引起争论几乎是必然的。

记者：胡适一方面因其卓越的思想和行动深得许多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文化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不受待见。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如今常说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时，提倡的是“人权与科学”，1919年开始改为“民主与科学”，实质是一样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当时许多人不理解现代文化，对否定“三纲”的新文化非常反感，他们是当时文化界的右翼；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新文化运动领袖不久向左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这两部分人中，胡适都不受欢迎，处于被“左右夹击”之势。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胡适面临的问题，不能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而要放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上来看。

记者：你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全面关注和研究胡适的，为什么？

袁伟时：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我对鲁迅的关注和研究很早，但对胡适，我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读的。当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一套《胡适文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一位尽职尽责的图书馆馆员何永钟费了很大劲才帮我把《胡适文存》找齐，记得当时找齐的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读了胡适的全部著作后，我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建设理念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可以说深得我心。

记者：胡适的治学方法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袁伟时：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成为我很重要的师承。不但我个人自觉接受，而且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我的学生传授这种治学方法。胡适的治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怀疑精神。他曾经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怀疑是所有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这种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严格论证的方法，是现代学术应有的理性。

记者：当代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中，对胡适的关注领域可谓林林总总。你觉得对于胡适我们最应该关注他哪一点？或者说最不应该忽略哪一点？

袁伟时：胡适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如何将当代世界代表人类发展潮流的现代文化坚定地引入中国，坚持将其传播开来。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他毫不含糊。比如，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他批判一切导致专制的源泉，对专制统治毫不留情。这些立场，都值得现在的人们思考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