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紫 荆（第5/8页）

客家人从广州城之东北持续向桂平一带迁徙，已有五十多年，远早于海盗侵入内地。因社会秩序动荡，迁徙不绝，以致在某些地区，客家人比土著还多，尤其又以山区为甚。由于客家人多为天地会成员，故在1840年代，桂东一带为了争夺居住地和耕地，纷扰层出不穷，族群摩擦不断。“找说客家话的人寻仇”成为当地汉人时兴的口号之一36。客家人不论男女，到山坡田里劳作时都带着器械，若是一有警报，便能聚集上百个肩扛锄头、手持长矛的人。土著壮族、瑶族的首领受客汉两方的压迫，本身又往往颓废腐败或负债累累，因此便对客汉之争作壁上观37。

对于处在如此艰困环境下的客家人来说，洪秀全的救世之道尤其能引起共鸣，而许多人急于皈依冯云山的拜上帝会，不仅是因其宗教教义，也因其人数与组织意味着团结一致，对付各方的威胁38。一个穷困潦倒的拜上帝会成员说到这种乱哄哄的分裂割据局面和不确定的忠诚感：“匪患年复一年，当铺时有被抢，村镇不断遭劫。乡民见惯（武装）帮派，不再惧怕；当彼等见拜上帝会队伍开来时亦是如此……彼等并不逃窜。而团练竟因此压迫彼等，故彼等惶然入吾辈行列。”39

桂平一带的客家人开始成群加入冯云山的拜上帝会，这或许也是因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已在此地为基督教打下基础。郭士立曾在1836年与埃德温·史蒂文斯一起沿海航行，散发小册子。从那之后，郭士立不仅发展传播救世主福音的新方式，也担任新任英国商务监督的翻译和汉语秘书，所以他在了解打击海盗和乡村社会状况上，便处于绝佳的位置。40

郭士立不似那些谨慎的传教士，他向来认为应该尽其可能去了解中国人，好让他们皈依基督教：“须从彼等之口，知其偏见，目睹其恶行，听其辩解，方能知彼等……吾人应完全顺应中国人之所好。”41郭士立还相信“皈依基督者应献身推进这份神圣事功，而礼拜会众之于旁人，则为传教组织”，因此，他在1844年组织中国人成立“汉会”（Chinese Union或称Christian Union，中文又称“福汉会”），与他一同实现共同目标。据称第一年汉会有会员三十七人，到1845年下半年，会员遽增至二百一十人。随着会员继续增加，次年，汉会在广西设立几处分会，其中之一在桂平县；华人传教者数人同行，从总会前往广西分会宣讲，汇报在广西“众多人”陆续成为“拜爷苏（即耶稣）者”，连河盗也来皈依42。

郭士立本身是基督教“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的成员，对传教的看法极为开放。他相信，即使汉会多由未受过训练的华人信徒组成，也仍能传播友爱的思想和共修生活的价值。教派各有着重，但郭士立也相信，这远非皈依基督的中心要旨，而华人基督徒是否继续祭祖，或是否供奉上帝也不必太过计较。43

郭士立在1830年代就以汉文出版了一些论及宗教、教育和科学的小册子，在广州城以及他那次未得官府允许的沿岸航行散发，此时鸦片战争还没爆发。在1840年代，随着汉会规模渐增、范围日扩，郭士立大大增加印行的数量，还把欧洲人捐给他作为传教之用的善款，取了相当一部分付给汉会会员，好向内地（尤其是广西）散发小册子。郭士立印的小册子，开本、分量比梁发印的《劝世良言》都来得小，所以也更好携带散发。梁发的书共有九篇，散发时并不总是装成一册，而是分成四五册，每册有两到三篇，有时甚至分成九册，每册一篇，这样固然分量轻了一些，但也更难以通盘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