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西魏的『脱贫』之道（第3/7页）

而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宇文泰自身，作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他的名分实在不配。东魏的创立者高欢虽然也是贫寒出身，但高欢毕竟是鲜卑北方官宦家庭的姑爷，在高欢的身后，是一个掌握重兵的鲜卑军阀集团，宇文泰却不一样，他原本就是穷大兵出身，又有不光彩的“逆贼”身份，在鲜卑士族的眼里，自然是身份低下，在汉族大族的眼里，也是名分极不配。所以在贺拔岳死后，虽然侯莫陈悦属于“篡立”，但因为身份原因，当时的关中大族，还是一边倒的支持了侯莫陈悦。在出身决定身份的南北朝时代，宇文泰的这一身份鸿沟，无疑是他成就大业的重大障碍。

但也正是这个身份问题，奠定了宇文泰施政的主要特点——汉化。比起高欢因为依托鲜卑军阀势力，而采取“大鲜卑主义”政策，宇文泰反其道而行之，主动与关中大族合作。其实在他跟随贺拔岳打天下时期，与关中当地的汉人就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在他南北征战中，不断有汉族地主为他提供钱粮，甚至派遣乡兵助阵，他早期的嫡系军队中，就包括了许多汉兵汉将，在他挟持魏孝武帝登基，建立西魏之后，与当地汉族大族的合作，也成了他主要的国策。所以从西魏建立开始，就以其鲜卑军阀为核心，不断吸引汉族世家大族参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宇文泰的重要谋臣苏绰。

苏绰是陕西武功人，年轻时候就以“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著称，他得到宇文泰的赏识，是公元534年宇文泰占领长安的时候。当时的宇文泰，自以为已经占有关中，一派志得意满的气概，特意邀请滞留在长安的各家族子弟饮宴，在饮宴期间，面对洋洋自得的宇文泰，苏绰不动声色的一句“将军此时祸将至也”，引起了宇文泰的侧目。面对宇文泰的怒视，苏绰不慌不忙，丝丝入扣地分析了此时宇文泰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民穷”、“财尽”、“人心不定”等，有理有据，很快让宇文泰心悦诚服。从此开始，苏绰就成了宇文泰身边的重要谋士，这不仅仅是苏绰个人命运的转化，更是宇文泰统治政策的改变。这之前的宇文泰，因为出身于下层军人，对于关中的世家大族并不感冒，他最多只是和当地的寒门地主有过合作，但是在苏绰之后，宇文泰的政策，调整为与关中汉族大族之间的全面合作。很快在苏绰的主持下，宇文泰出台了“六条诏书”政策，这六条诏书，包括清心、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诉、均赋税六条。六条之中，其中的“清心”，指的是帝王要提升个人的修养；“教化”，指的是帝王要重视教育，建立学校，普及汉族儒家文化；“尽地利”，指的是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恤狱诉，说的是要严明刑法，清明吏治；均赋税，就是要减轻老百姓负担，轻徭薄赋。这几条内容，大多属于封建社会都曾出现过的仁政，但唯独“擢贤良”这条，在宇文泰的政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擢贤良”中，首先是要恢复曹魏时期的门阀制度，即取材首先要凭门第，这一点是为了笼络当时在关中依然具有巨大势力的士族们，但是同时又有“贤良”的要求，即在选拔门阀子弟的时候，要以“贤良”为先，关陇士族的英才们，也就因此被宇文泰所用。比起东魏的高欢来，宇文泰这招显然要高明得多，东魏的士族们虽然也与东魏政权合作，但一则良莠不齐，反而激化矛盾，二则高欢的“大鲜卑主义”，也导致了与士族之间的多次内耗。而西魏的鲜卑军阀与当地汉族士族，却因此实现了“和谐”。

帮助宇文泰实现和谐的苏绰，是宇文泰身边的重要名臣。作为名臣，他经常利用一切机会对宇文泰进行“讽谏”。比如有一次陪同宇文泰出游的时候，路过汉代的仓池，宇文泰突然心血来潮，问起大家仓池的历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唯独苏绰侃侃而谈。谈到最后，主体内容却变成了要求宇文泰节俭，不要重蹈前代奢侈腐化亡国的教训，如此进谏，宇文泰却不生气，反而当场称赞苏绰是“奇才”，竟然一口气拉他谈了三天三夜。就在苏绰主政期间，对于西魏的政治进行了大胆革新，订立了36条新制，包括整顿贪污、裁减官员、设立正长、实行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