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曲 穿越至玫瑰战争的世纪（第4/5页）

贵族社会的阶层流动相对固化，而其他阶层等级秩序已呈逐渐瓦解趋势，中层与下层崛起是15世纪英格兰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主要归功于黑死病的冲击和工商业的发展。领主们为了吸纳劳力，竞相减少地租，提升薪资，给予农奴更多人身自由。雇佣性质的劳动力在城乡日益普遍，社会流动加速，冲击封建秩序，促成农奴制崩溃。

1066年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把欧陆的封建制度移植到英格兰，随着封建军役制废弛，很多骑士可以用盾牌钱代替兵役，不再经常追随领主出征，致力于农场经营，逐渐与富裕乡绅别无二样；某些乡绅、士绅因功可获封骑士，国王为了扩大具有“骑士义务”的阶层，广泛筹集战争费用，也乐于册封经济上崛起的中产成为骑士。富裕骑士、乡绅的经济实力超过某些中小贵族，他们有少数人因功获得爵位跻身贵族阶层。

骑士、乡绅、士绅、富商之间的身份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内部以及与邻近阶层之间的流动逐渐频繁；富裕的“约曼（自耕农）”和自由民不断跻身中层社会，越来越多的农奴早就演变成了自耕农、租佃农和市民，其中的成功者也在往上一序列晋升。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等级秩序的松动推动社会进步，国王没有任意征税的权力，税收少且低，如果不用现代标准苛求的话，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平民的生活水平已在欧洲首屈一指。

法学家兼作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于1470年描述说，英格兰平民的确是“各基督教乃至异教国家中衣食最丰盛之人”。满足口腹之需后，服饰与用品的消费量大增，金银铜锡制造的家庭用具供不应求，推动了手工业和经贸发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英格兰贵族阶层对时尚与奢华的追求蔚然成风，而普通百姓富裕后同样竞相穿着美服，追求舌尖幸福，不仅大量饮用啤酒，还学着贵族品尝葡萄酒。守旧贵族对中下阶层的崛起恐慌不已，中世纪末期，政府对民众的工资、消费、着装方面的“僭越”屡颁禁令却收效甚微，很快被大家抛诸脑后。

贵族社会早就形成“长子继承制”，以防止财产由诸子女均分导致家族衰败，他们为了维持和扩大家族影响力，也开始与新崛起的某些中等阶层豪族通婚，中等阶层亦可借此提升家族政治地位，双方相得益彰。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无非“金钱”二字，不管政治博弈还是军事斗争，金钱的多少决定能获得多少盟友、所征召军队的规模和装备的质量。

英格兰政治有很多迥异于欧陆国家之处，整个中世纪，其王权比西欧其他国家更强大，中央集权化程度更高，长期保持着政治统一，法治理念更加普及。由于王权相对强势，贵族们不似欧陆国家的权贵那么骄横跋扈以致动摇中央王廷权威。相较四分五裂和战乱频仍的欧陆国家，玫瑰战争之前英格兰有“良治”之美名，国王拥有一个略精密的政府机器，职业官僚们充任于中央王廷，国王以颁发令状的方式管理国家。英格兰国王挑战罗马教廷和教会的历史颇为悠久，几乎都能得到贵族与国民的理解，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欧陆国家通常不可想象，世俗政权力量已经在很多地方替代了教会。

英格兰人跟欧陆人民一样，仍然认同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仅次于上帝之权威；国王的两大职责是保卫国内和平、抵御外敌入侵，居于法律和财政系统之首。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都认可如下观念：王在法下，国王也要守法，依照法律而非个人意志治国，不得任意剥夺自由臣民的土地和财富；国王要“靠自己过活”，无合理要求不得征税，如要征税需经议会批准；英格兰是君主、贵族、平民（主要指中产阶层）协商共治的国家。若一个国王忽视这些原则并推行“独裁”，那么他会被视为“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