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际真的鲁迅译介（第2/4页）

王际真编写年谱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王际真虽然远在美国，但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在编年正文之前的导论中写道：“中国对日宣战的决定虽然是政府做出的，但如果中国还是由阿Q精神主导，那么中国也不能够坚持抵抗这么久。即使阿Q未死，阿Q精神也不再是中国精神的主导。相反的，中国现在由一种新精神主导着，这种精神便是自由与勇气；中国由一种新的信仰主导着，这便是：与其在屈辱中活着，不如在反抗中死去。而鲁迅在这一转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里虽然是联系当下借题发挥，但无疑表现了王际真对于祖国的信心和对于鲁迅的敬仰。

在导论的开头，王际真对鲁迅有一段总体的评价，非常精彩，值得全文引用：“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常常被人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或是中国的伏尔泰，或是中国的斯威夫特，这样的称呼不无一定的道理。他和高尔基一样一生都处于革命运动的漩涡中；他像伏尔泰一样不知疲倦地写作，作品中充满了隽永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他和斯威夫特一样痛心疾首于人类的堕落和愚昧，并施之以猛烈的攻击。但是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类比较只流于表面，只会误导读者，而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鲁迅不同于高尔基，他来自不同的背景，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面对的也是不同的读者。他不同于伏尔泰，他隽永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不仅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而伏尔泰则以攻击别人为乐，有点过于爱出风头。他也不同于斯威夫特，他从来没有政治野心，也从来不会自怨自艾，更不会以统治阶级自居。鲁迅如果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或许他会更像高尔基；如果中国像法国和英国一样独立自由，鲁迅可能会像伏尔泰那样漫不经心或像斯威夫特那样自我中心。中国的国情使鲁迅摆脱了伏尔泰的轻浮和斯威夫特的自私，对于中国的屈辱和中国人的痛苦，鲁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就这一点来讲他更像高尔基——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比较的话。而就他的社会背景和批判风格来看，他则更接近于伏尔泰和斯威夫特。”在英语世界里，首先将鲁迅和高尔基、伏尔泰等人进行比较的是斯诺。这样的比较并非毫无价值，特别是在西方读者还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的时候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人们总是要借助于已经知道的东西去了解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一旦知道以后，显然不宜长期停留在简单比附的阶段，而必须不断深入下去。王际真用心地编写这份《鲁迅年谱》，显然是希望加深西方读者对鲁迅的了解，这样的目标应当说已经达到。

《鲁迅年谱》发表两年后，王际真又于1941年出版了《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这是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最早的专集。该书收入了鲁迅的11篇小说，依次是：《故乡》（My Native Heath）、《肥皂》（The Cake of Soap）、《离婚》（The Divorce）、《在酒楼上》（Reunion in a Restaurant）、《头发的故事》（The Story of Hair）、《风波》（Cloud over Luchen）、《阿Q正传》（Our Story of Ah Q）、《孤独者》（A Hermit at Large）、《伤逝》（Remorse）、《祝福》（The Widow）、《狂人日记》（The Diary of a Madman）。

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甚高当然是王际真首先选取鲁迅作品来译介的原因，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王际真在导言中做了这样的说明：“在鲁迅的这几篇小说中，读者将通过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一位文学家的锐敏和透彻的目光观察中国。这里，读者找不出故作姿态的怜悯（它的骨子里多半是屈尊俯就的傲气），也看不到作为阿Q主义标记的自我辩解和自卑感，鲁迅并不努力显得高雅，他也不着意于粉饰中国的弱点或者掩盖甚至抹杀她身上的创伤。”对于西方人来说，了解现代中国固然可以有多种途径，而阅读鲁迅的小说无疑是最为简便易行并且会大有收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