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5/24页）

他们的中国对手，尤其是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由于帝国军事力量虚弱，面临着更为紧张的压力。坂野正高很好地描述了耆英进退维谷的状况。

他同大学士穆彰阿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掌握着北京的实权，并且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首领。穆彰阿与耆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抚夷”策略的变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现政体。但是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存在于京城的官僚层以及遍及全国的文人和官员中的反洋人情绪，在广州还有猛烈的反洋人运动。所以，实行抚夷方针下的修好政策，依赖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靠穆彰阿集团的影响、耆英的巧妙谋略以及对英国军事实力持久的记忆和恐惧才得以维持。[56]

在这个平衡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广州的强烈的排外情绪。

1841年9月16日，在对三元里事件中官方的“出卖”行为记忆犹新的时候，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广州试场主持一次府试。前一次考试结果是南海县诸生居于首位。当余到场时，南海、番禺县的考生向他发出“嘘”声，并喊道：“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把他赶出了考场。当南海、番禺的县令试图安抚这些考生时，骚乱的人群斥责他们，“有清贵的金顶子不戴，而戴这污糟的白顶子”，并说他们应当把花翎戴在帽子前面而不是在脑后。这两位官员对这些话的含义当然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二人都曾帮助余解散三元里闹事的民众。但是，两位县令最终还是使考生平静了下来。考生们坚持，知府必须辞职，否则他们不参加考试。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余保纯不得不提出辞职，由易长华署知府。[57]

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骚乱行动。指责是符合儒家观念的，考生们是在一切公认的准则都在他们一边的条件下闹事的。[58]在传统观念中，闹事以及反对地方官吏的恶行，同反对朝廷及现行制度的造反是有区别的。敌意必须表现得忠诚并只限于一地。[59]事实上，地方官只要代皇上受过就是更好地侍奉皇上了。对于官员，这样的可耻事件意味着撤职或更坏的处分；而对于北京，这样的骚乱可能最终导致真正的叛乱。所以，一种温和的外交政策对它们两者都是命运攸关的。

耆英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已经被夹在两块磨石之中，这就是英国人的要求和反对洋人的运动。

广州的绅士们一得知《南京条约》签订，就开始了抗议活动。告示一张接一张，流言一起接一起[60]，公众都警惕起来。1842年 12月2日，召开了一个公众大会以澄清问题。一些绅士打算宣读一项声明，要求保持冷静和节制，另一些人就大声争吵，会议在一片混乱中解散。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几名洋人妇女不合时宜地访问商馆地区，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打算立即进城的新的谣传。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最后只好合力禁止张贴告示、举行集会和公开谴责官方的政策。

紧接着，1842年12月7日，整个事件严重激化。一名在商馆附近漫游的印度炮手，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发生争吵，并刺死了他。愤怒的群众迅速集合起来，攻击并烧毁了一些商馆。第二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在还冒烟的废墟中抢夺物品。只是到了这时，当局才派了200名士兵驱散人群。不过耆英迅速地道歉，赔偿了很大一笔款子，并将10名为首闹事者斩首。[61]他的坚决措施似乎获得完全成功。公开的骚乱突然平息了，事态表面上又回复了正常。

七个月后，1843年7月，耆英信心十足地宣布广州将迅速向外国人开放。出乎他意料，这一决定遇到了同样的一连串的请愿、贴告示、举行集会等活动。这次，耆英只好告诉英国公使璞鼎查，现在不行了，百姓情绪过于激烈，只有等待公众的感情有所改变再说。璞鼎查由于对上次印度炮手愚蠢的暴行仍感到有点不安，就默认了耆英的意见。[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