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6/24页）

这以后有3年的安静时期。璞鼎查同耆英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没有必要挑起一项似乎不重要的事件；阿伯丁爵士不愿冒险；英国商会忙着计算利润，不想扰乱兴盛起来的广州贸易。当然，仍存在着小的冲突，但是彼此的良好愿望使和解成为可能。[63]

但是，1844年璞鼎查从公使的职位上退休。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中国问题老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爵士[64]，他确认，英国在三元里没能征服暴民是鸦片战争中最大的错误之一。[65]在做了一年公使之后，他更加确信，进城的问题是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1845年3月22日，德庇时对耆英说，中国政府搪塞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南京条约》的条款必须执行。耆英像以往一样回答他，群众的反对情绪太强烈，如果英国人进城，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德庇时受制于阿伯丁的告诫，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几年中反对洋人的事件不断增多。但是，即使英国人不能正式进城，他们至少也可以要求中国对在乡间走动的英国人给予保护。在那些反洋人情绪特别激烈的小村子中，经过那里的英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辱骂、抢劫和被投以石子。

这以后，进行了六个月领事级的松散的会谈。詹姆士·马额峨领事于1845年6月首次同广州知府以及南海、番禺知县会见。中国方面坚持只有商馆周围地区是安全的散步场所。他们为他们的坚决看法辩护的理由很简单，条约补充条款中文本第六条规定，英国居民不能进入由中国地方官和英国领事“各就地方民情”[66]共同划定的通商口岸周围地面范围以外的地区。这一新的僵局持续了三个月，终于由于马额峨的软硬兼施，才使得两位知县同意在城外张贴官方告示，向百姓说明，外国商人已在广州经商二百年，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好处；皇上决定和平相处，因为华夷共为一家；还有，像中国人一样，外国商人也喜欢活动，百姓不得妨碍他们的无害的旅行。[67]这些儒家说教丝毫也不能改变百姓的敌对情绪。而且，县官们只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贴了十张这样的告示。[68]马额峨对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很生气，继续进行抗辩；南海县令只好坦白承认，官员们不敢表现得过分偏向洋人，那样会“惹起民愤”。他告诉马额峨，只有朝廷的谕旨才能改变民众这样一致的敌意，而这样的谕旨要三个月才能拿到。[69]马额峨弱于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他警告他的对手，如果进城问题再次拖延下去，英国就不把舟山还给中国。[70]

耆英知道，收回舟山将是他和穆彰阿“抚夷”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所以他一直盼着1月22日付清分期赔款的最后一部分。可是现在，马额峨得到德庇时的赞同，警告说仅付清赔款还不够，中国必须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出诚意。[71]耆英决定再试一次。1846年1月13日，又发布了一项官方通告，宣布外国人将进入广州城。绅士们对这一政策的反对几乎变成暴动。威胁必须停止。

这是一次摊牌。农村的绅士们已警告耆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力，不愿从抚也”[72]。耆英则以余保纯在三元里使用过的办法对付他们，恐吓绅士，要他们控制农民，平息反抗。1841年时，绅士们曾惊慌过，但这次他们却应战了。1月14日，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告示，宣称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如果行商企图保护洋人，将遭到同样下场。广州的高级官员们不仅软弱，而且也缺乏判断力。

殊不知英夷生长在化外之地，邪恶之乡，兽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诈如狐。彼等所以不敢贪求广东全省，仅仅在于彼等不得进入广州城，未能探听国家之虚实。[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