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第3/7页）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女儿梁再冰。

新生时代，只争朝夕。一身是病的梁林夫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梁思成担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仍在清华教课，讲“中外建筑史”，给低年级的学生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逐字逐句地审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他要求师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那些建筑的形象。据青年教师、梁思成的助手郑孝燮回忆：“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忙着。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过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色的秋风中飘扬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商讨国徽图案。

梁再冰曾回忆，“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新春的鹅黄嫩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冻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利。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预见到北京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然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为了迎接这个大发展，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有远见的发展规划。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遗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