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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言官彈劾寧晉伯劉聚濫殺冒功，而且牽連到王越，說滿都魯、孛羅忽不戰自退，王越亦不無冒功之嫌。朝廷以韃靼絕跡於河套確是事實，所以置而不問。但王越自以為功大而賞薄，一直怏怏不快，復有言官此一彈，心裏更不舒服，所以稱疾還朝，內調為左都御史、兼督京營。

但他依舊很熱中，想尋求奧援，再立邊功，庶幾封侯有望。打聽到汪直的心腹韋瑛，正是他在延綏所提拔過的小校，於是折節下交，由韋瑛引見給汪直，談得頗為投機。汪直在朝中，部院大臣都敬鬼神而遠之，除了吏部尚書尹旻以外，幾乎沒有人願意理他。難得王越有心趨附，自然一拍即合。

汪直的西廠雖已撤銷，但仍舊受皇帝密命偵查外事。有一個說來不可思議的原因是，皇帝愛聽汪直來談市井之間，離奇古怪的新聞。因為寵眷未衰，便有人想投機，能使汪直復掌西廠，則以此擁護之功，自不愁無進身之階。

有個御史叫戴縉，九年不調，未進一階，看準了這一點，上奏說道：「近年災變頗仍，未聞國家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只以校尉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賢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這一著很厲害。因為凡是正人君子，都怕招致尸位素餐、駑馬戀棧之譏，「自陳去留」時，總以求去者多。果然，第一個是首輔商輅，早先汪直就說他曾納楊曄之賄，事出有因，商輅是楊榮的「小門生」，楊曄至京見老世叔，以福建土產餽贈，亦是人情之常，不道成了話柄。商輅內心原有些不安，如今戴縉稱頌汪直，而皇帝並無表示，無異默認戴縉之言為是。這一來，商輅還有甚麼臉面立於朝班？因而上奏「乞骸骨」，語氣非常堅決。皇帝准了他的奏請，不過特加恩遇，進位少保，賜敕稱功，賞賜珍物，派兵部官員護送，馳驛榮歸。

此外左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南京吏部尚書薛遠這一班正色立朝的大臣，亦都不安於位，紛紛求去。皇帝估量不會再有人反對汪直，遂即降旨，復設西廠，距詔罷西廠只得兩個月。

汪直恢復勢力後，第一個受益的就是戴縉，由九年不遷的七品御史，一躍而為從五品的尚寶司少卿。有些不識廉恥為何物的言官，驚喜地發現戴縉為他們開了一條終南捷徑，專挑注直看不順眼的九卿，摘舉細故，嚴詞彈劾，一時京官落職的，不下四、五十人之多。其中最倒楣的是兵部尚書項忠。

此人籍隸浙江嘉興，與韓雍同年，都是正統七年的進士，才幹政績亦與韓雍相仿。土木之變，他以刑部員外郎隨扈，被俘後派他養馬，找個機會盜走兩匹好馬，騎一匹、牽一匹，交替著向南疾馳，得以脫險。後來派到陝西當按察使，吏治軍務，兩皆出色。成化八年由湖廣總督內調，歷都察院、刑部而調為兵部尚書。他是最看不起汪直的，所以西廠復開，汪直必欲去之而後快。

真是冤家路窄，汪直復起後，由於韋瑛不在身邊，另外重用了一個錦衣百戶吳綬。這個人詭計多端，但頗工文筆，原先就為汪直掌密奏，此時自然而然地成了汪直的心腹。

吳綬與項忠結怨，是因為吳綬在陝西從軍時，唆使他的長官養寇自重，為項忠嚴劾，以致降官為副百戶。項忠一看吳綬得意，見機而作，上奏告病辭官，已經奉准，但吳綬仍舊放不過他，唆使東廠校尉找出一件項忠服官江西，偶爾失察，事過境遷的舊案，誣控他受賄。復有附汪直的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交章論劾，以致下獄。問官知道冤屈，但畏懼汪直的勢力，不敢為他昭雪，只能從輕發落，削籍為民。

項忠留下來的兵部尚書職位，本來該由王越調補，但皇帝很欣賞陝西巡撫余子俊對三邊的防務，處置得法而且節省了大筆軍費，所以特旨升調為兵部尚書。王越大感不平，請解除督練京營的職務。皇帝不許，溫旨慰諭，並加了太子太保的官銜，但王越仍舊怏怏不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