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4/9页）

在文学方面，姐姐哈里特硕果累累。为了不被其光芒盖过，早已担任《芝加哥记录先驱报》艺术评论家的妹妹露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另一篇讲述了溥仪与婉容皇后的婚礼（1922年11月22日）。露西对那场婚礼进行了描述：那是官员们正式穿戴清朝刺绣官服的最后机会之一。他们的乌梅色外套里面带有白狐皮里衬，脖子上挂的项链有玉、琥珀或珊瑚，官帽后面插着孔雀羽毛装饰。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露西是在场的唯一外国女性。正如她对读者所言：“能够见她（现任的皇后）一面，都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社区分为四类：外交官：为首的是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他的举止很像一位乐善好施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他身高超过2米，却被当地贫嘴者起了个绰号“小不点儿”。海关：为首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接班人弗朗西斯·阿格伦爵士，中国官员认为，他为了模仿前任赫德爵士的傲慢自大，反倒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机灵劲儿。传教士（“传教男孩”）：包括燕京大学的老师、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一类是平民：包括选择北京，而不是更加商业化的上海的商人。当然，还有游客。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