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4/16页）

阿：请注意，有的人总是希望前后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党同样如此。党的路线不是像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诞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经偏离过航道，走过弯路……发生过两件事。第一，在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曾形成一个最高纲领派，他们竭力反对巴多利奥，拒绝同秘密的保皇党人接触。这个派别的首领是安德烈奥尼。他甚至说：“让我们把将军和保守党人消灭掉。目前打德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些将军和保守党人。”我断然拒绝这种立场。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真心实意反对德国人的，为什么要放弃与他们结盟呢？再说，领导保皇党人的是蒙泰泽莫洛将军，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后来被枪杀在阿尔德阿蒂内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组织过几次破坏活动，其中一次在圣诞夜，炸了罗马—卡西诺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您要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过左的。

法：过左吗？

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权力归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章。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论据，只是最高纲领派的宣传，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事实上，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意识到过分地往左拉绳子会分裂民族解放委员会。于是，我通过斯科奇马罗做工作，想弥合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来，斯科奇马罗跟社会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争论……简单说来，1944年3月我开始改变主意，当博诺米[10]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辞职时，我的危机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们正在拉塞腊大街进行破坏活动，也是那天，我重新考虑了陶里亚蒂的电报。

法：隆哥在引证1944年5月写的一封信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您，指责您否认抗拒陶里亚蒂，并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责任推给斯科奇马罗。他称您为“野心家、变色龙”。

阿：隆哥说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他说：“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贝尔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责任而受到批评。我对隆哥的话非常恼火。我对他嚷道：“不，你不应该这样说。”但是那次争吵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隆哥的那封信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猜想是，信到罗马时我已到米兰去了。5月7日我到达米兰，与隆哥的会见开始是很亲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等等。可是很快就争吵起来，因为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品德上批评我。他指责我多变，不只是因为我改变了立场，而且根据米兰同志的看法，我改变立场是出于野心。多变是真的，我并不否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但我认为指责我出于野心是对我的侮辱。关于与巴多利奥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里亚蒂的意见。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对巴多利奥并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要与一支来自法国并正向巴多利奥求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接触。这是一支无论装备或经费都极为充足的部队。

法：传说您与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吗？

阿：不，只是在那个时期，时间也不长。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交谈以后，我、隆哥和塞基亚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得力助手。自从1931年我到达巴黎以来，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发生转折是出于隆哥的意愿，连陶里亚蒂也接受这样的转折。尽管当时我22岁，而他30岁，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亲热的。我跟陶里亚蒂也是一见如故。我去巴黎时，原以为隆哥和陶里亚蒂是两个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时经常要挨饿，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里亚蒂家吃米饭。请注意，我还要指出，米兰的争论与其说是隆哥和阿门多拉之争，还不如说是隆哥和斯科奇马罗之争。那次是我提高嗓门，而不是隆哥，因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气，跟陶里亚蒂一样，他从不提高嗓门。是我的脾气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解放后也一直是很好的。在开发南方的斗争中，我不是求助于隆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