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3/16页）

法：尽管冰窖中存在这种财富，但你们总也摆脱不了神甫特有的那种严峻。你们总是摆着一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就像一个神甫对那些不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人流露着憎恨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阿：嗯，是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也有例外。例如，迪维托里奥[5]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像迪维托里奥了。贾恩卡洛·巴叶塔性格外露，敏捷、活跃。我们并不是冷漠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充满激情的人。我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有关死于发表演讲之后出现的心肌梗塞的同志，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陶里亚蒂、迪维托里奥、阿利卡塔、罗马尼奥利、格列科……我们有大批领导人死于激情，死于工作和激情。

法：阿门多拉，开始我的采访吧！随便谈，不要受金箍的束缚，也不要担心七零八落。我们就从您与隆哥正在进行的历史性争论开始。这次争论十分有趣，因为两个共产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吵嘴，这还是第一次。这件事就像听到您在1943年曾反抗陶里亚蒂一样使人吃惊。

阿：请注意，作为个人，我跟陶里亚蒂很合得来。我一直是陶里亚蒂的崇拜者。可是当1943年底我们收到那封无线电报，命令我们与巴多利奥[6]合作时，我坚决不执行。我的回答是断然的：“这是个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它的。陶里亚蒂在莫斯科不可能判明我们所处的境况，也不可能了解别人的反应，例如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的反应。他是党的领袖，这是事实。但是他只有在回到意大利时，才能执行党的领导职务；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们就不能接受他的领导，不能接受远距离的领导。领导应该在这里。”甚至在后来他回来时，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笑了，并对我说：“你有道理。”陶里亚蒂总是说别人有理。

法：但这次您确实有理。

阿：确实，我完全有理。事实上当时这样想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在罗马的人都反对那份电报。斯科奇马罗是一位教授，有点天真，他反对是出于他那常常表现出来的刻板的教条；我反对是由于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终是一个最倾向于与巴多利奥接触的人。我在许多事情上批评他，但不愿与他中断关系。巴多利奥代表着一种力量，民族解放委员会[7]的其他一些成员是倾向于它的。巴多利奥手中掌握着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同志的命运……当时我们最优秀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监禁，例如巴叶塔，还有我的兄弟彼得罗。我打算营救他们，为此甚至设想过在停战以后与巴多利奥一起组织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罗阿塔[8]手下的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您不了解那时发生的事。当我到劳资组合部找皮卡尔迪时，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可怜的皮卡尔迪。我们感到被人触犯了，受到了欺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奥给我们作出了一大堆保证，后来却突然抛弃了我们，逃跑时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要是想把国王带到南方去，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像个样子呢？整个罗马地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讨厌这种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奥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反对尤其激烈。我不愿意与行动党、与佩尔蒂尼[9]、与南尼失去联系，我愿意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陶里亚蒂的那份电报。显然，我作了我应该作出的反应。

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变了想法。您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为什么前后如此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