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2/16页）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38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我给他寄了一本。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

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尤其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已解决。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人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他们的疑问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乔治·阿门多拉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值得谈的事情要比1974年初那次谈话中所涉及的多得多。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即我的采访记应如实反映采访时发生的事情，我在发表这次谈话时也不考虑那些在那以后已发生变化，或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采访记，而是关于某个人的一幅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我跟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我愿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再次与他并肩战斗。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正文。谈话是从阿门多拉当时刚刚出版的书《从米兰寄来的信件》开始的。我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名画，但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首先，祝贺您，阿门多拉议员阁下，我读了您的书，竟没有感到厌烦！对不起，唉，你们共产党人通常是那么令人讨厌，你们的话是那么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读你们的书或叫你们讲话的人没有不打哈欠的……

乔治·阿门多拉（以下简称“阿”）：我知道。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例如，陶里亚蒂、隆哥都受到过。严肃性跟纪律一样，是我们党的一个特征，而严肃性包含着乏味。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更惹人讨厌，而有的人稍好一些。可是……我也曾经惹人讨厌过。多年来，我常到意大利的街头广场去发表非常令人讨厌的演讲，两小时的讲话里充满了数字和经济概念……为了避免讲错，事先我都拟出讲稿，仔细修改，在演讲前充分地预习……严肃性像个金箍紧紧地束缚着我，使我成了个“瘸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撂下这根“拐杖”，较随意地讲话。您知道吗？这是不容易的，需要成熟和自信，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谁代表它讲话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由于纪律性加上怕犯错误，使你存有戒心，担心讲话讲出了格或讲得不好，这就束缚着你，压抑着你，使你窒息……对我那本书，我的同志们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趣味，但读了它以后，他们既惊奇又高兴地对我说：“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这话使我高兴。显然，我们也能打破冰窖，并运用潜在其中的、人人皆有的财富。请相信，我们是有这种财富的。